红土｜温洪森：追忆母亲的红色岁月
温洪森曾用名温红森，笔名旷达，生于年11月，江西宁都人。江西省作协会员、赣州市作协会员、宁都县作协名誉副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锻造》、文集《片片枫叶》等。现居赣州，从事律师工作。征途（水彩）李兴萍
追忆母亲的红色岁月文/温洪森母亲杨玉秀，中共党员，是年初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生前，她经常跟我们兄弟几人讲她参加革命工作后的故事，特别是她在国民党监狱与敌人斗争，以及宁都县解放后进行民主改革的故事。
母亲于农历年9月24日出生在宁都县城一个破落的大地主家庭。父母的祖辈是地主，因吸食鸦片，把土地都典卖了。到了我父母亲一代，家境一贫如洗。母亲的遭遇更悲惨，在她12岁时死了父亲，13岁时死了母亲，她孱弱的肩膀过早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而当时宁都城已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年初，年仅18岁的母亲，在时任中共宁都县委妇女部长朱秀香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革命者，编在北郊区妇女队工作。年上半年，为配合红军扫除龟缩在县境内负隅顽抗的地主武装据点，中共宁都县委组织部署了支援红军攻打城西北最坚固的反动堡垒——翠微峰的行动计划。刚参加革命不久的母亲，在妇女部长朱秀香的带领下，每天身背干粮，脚穿草鞋，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积极投身到宣传发动群众、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的动员工作之中，使一些不愿或犹豫不决的群众很快参与支援苏区红军和中共地方武装战斗的工作。母亲还参加了战地宣传队，向翠微峰山上的敌军喊话，唱山歌宣传党的政策，鼓励反动营垒中的工农子弟抛弃前嫌，回到人民革命队伍和亲人的怀抱。母亲和她的姐妹们用胆识和才智，实现了宣传、瓦解、打击敌人的目的，为配合攻克翠微峰反动派堡垒发挥了重要作用。年1月至3月间，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决定。为了切实完成上级党组织分配给中共宁都县委的“扩红”任务，全县上下广泛发动起来，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扩红支前”运动。由于母亲在工作中特别能吃苦，又表现出她的组织指挥才能，中共宁都县委任命母亲接替朱秀香的妇女部长一职，并兼任西郊区女子模范连连长和宣传队长。母亲把整个身心投入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扩红支前”运动中。她挨家挨户上门宣传革命道理，帮助贫苦农民、孤寡老人、红军家属担水洗衣，解决各种实际困难；积极动员青壮年入伍参加红军，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战。通过母亲和她的姐妹们艰苦努力，城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父送子、妻送郎、妹送哥、兄弟互送的参军热潮。为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多次报道母亲和她的姐妹们通宵达旦、忘我工作的事迹和革命精神。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实行艰难的战略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风云突变。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开始对苏区和革命群众实施全面反攻倒算，他们组织各种反动武装组织，如“靖卫团”“守望队”“清乡团”“还乡团”等，日夜搜山清剿，烧杀抢掠，血腥镇压，无恶不作。面对严酷形势，中共宁都县、区两级政权组织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及江西军区的统一部署，组成新的红军游击队，疏散革命群众，开展针锋相对的游击斗争，尽可能保存革命力量。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成为光荣的红军游击队员。母亲担任了中队长，在大队长朱秀香的领导下，以安福乡石井和西甲村为中心，开展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这一带山高林密、路途艰险，对游击活动十分有利。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红军游击队员的日子非常难过。电影《闪闪的红星》曾真实再现留守红军转入深山打游击后的场景：队员们没米没盐，“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陈毅元帅是当时留在江西苏区领导留守红军和地方部队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他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这是当年参加赣南游击斗争的红军们的真实生活写照。母亲和她的战友们，由于转移时走得急，连生活的必需品都没带，特别是没有过冬的衣被。在那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休息时队员们只好背靠背相互取暖，有的用斗笠遮盖，有的用蓑衣当被，有的用树枝盖在身上……母亲生前曾说，即便是带了一床薄被的同志，也因被寒露或雨水打湿，盖在身上越盖越冷。我曾看过革命家陈丕显同志的回忆录，他在书中写道：“有一年，我就只穿了一件夹背心、两条短裤，度过了寒冬。有很长时间我没有被子盖。那年冬天，我就和杨尚奎同志合盖一床薄薄的毯子，你拉过来，我拉过去，怎么也盖不严。那凛冽的寒风，钻进了棚子，我们翻来覆去，浑身像打摆子的，一刻不停地打颤，上下牙齿碰击得又酸又痛。我们就这样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了无数的风雨之夜。”由于山上缺水，十天半月不能洗澡，队员们身上气味难闻，头发干结在一起，还长虱子，没办法，女同志们都把头发剪成男同志那样的短发。游击队经常处于断粮的境况，大家只好用野菜充饥。年冬，野菜没有了，野生动物也藏起来过冬了，母亲和战友们只得挖冬笋充饥，且因不时转移阵地，只能生吃，边走边吃。后来就连冬笋也挖不到了。值得庆幸的是，游击队得到了当地进步群众和红军烈属的物资帮助，特别是食盐的提供，使母亲她们在没有任何食品的时候，可以喝盐水，保持一点体力。偶尔打到一只野兔或野鸡什么的，大家都让给受伤的战友。母亲说，那些受伤的战友们都是身负枪伤，当时因缺医少药，基本靠自身抵抗，抗得过来的就活下来了，抗不过来的就牺牲了。母亲想起那些战友，就禁不住流泪。母亲说，医院的领导后，一看到病人就会想起那些受伤的战友，要是在那个年月里，哪怕有一点点消炎、镇痛、止血的药，那些战友就不会牺牲。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姐妹们，就是以这样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毅力战胜了重重困难，坚持了七个月的游击斗争。年4月，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布满阴霾的天空看不到一颗星星，从白区窜回宁都县城的反动土豪赖功尧，对革命者怀恨在心，当他派出密探得知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和下落后，便纠集一伙地痞流氓，会同国民党第十八军，将安福西甲地区团团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游击队被打散，母亲和她的战友朱秀香、李新眉等人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母亲和她的战友们被捕后，被关押在谢屋祠堂，即现在的宁都县水文站背后祠堂。这座祠堂主要关押一般“犯人”，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国民党反动派得知母亲和朱秀香、李新眉是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立刻把她们和蔡华昆、周洪等一批“重犯”转移到位于南门口武神祠关押。这里有水牢，专门关押“重犯”“要犯”。母亲被捕时，已经饿得皮包骨头，几不成人形。作为“要犯”，国民党军警更是“优待”有加，先是被投入水牢。母亲说，水牢的水到腰部，虽然是初夏，但地牢的水冰冷刺骨，再加上饥饿，冷得牙齿打抖，无法自控。是共产主义信念支撑她坚强地活下来。但是，酷刑在等待着她。第一次被反动派提审，先是一阵皮鞭，接着是“老虎凳”。遍体鳞伤的母亲从“老虎凳”上下来时，已经昏死过去，她是怎么被拖回牢里的，自己一点都记不得了，人和死去差不多。但国民党反动派不会让母亲她们这样的“重犯”轻易死去，他们会假惺惺地派医生去看病，等伤稍为好一点，又接着用刑逼供。第二次提审，国民党军警改用灌辣椒水。母亲说，这帮没人性的家伙，他们不从“犯人”嘴里灌，而是从鼻子里灌。其痛苦和造成的伤害是何其严重！当反动派灌辣椒水时，仿佛有一股火从鼻腔直烧到心窝，当场就呛死过去。回到牢里，母亲的鼻孔、喉咙红肿了好些天，整个脸变了形，什么东西都无法下咽，母亲只能喝13岁的妹妹杨英秀乞讨来的米汤。然而，坚强的母亲没有投降。第三次行刑是“烫烙铁”。这一次，国民党反动派把母亲和朱秀香、李新眉等几位难友一起行刑。反动派的目的是，要让这些共产党人不但自己受刑，而且要痛苦地看到自己的战友受刑。但是，敌人的目的没有达到，母亲和她的战友们仍然没有叛党。周洪是赣南苏区中共宁都县委的负责人之一，是母亲的第一位丈夫，他们是在革命工作中建立起的感情。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后，他们夫妇一同进入深山打游击，也一同被捕。当敌人获悉这个情况后，在以后的刑讯中，都将他俩一同受刑。母亲回忆说，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受刑时，的确产生了动摇的念头，是丈夫坚定的眼神，提醒了母亲，使她没有做出泄露党的秘密和损害党的利益，以及损害丈夫和自己名声的举动。母亲说，此后不管敌人耍什么花招，怎样用刑，都做坚定信念，坚定意志，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母亲和周洪曾育有一个小孩，夫妇两人上山打游击后，将小孩寄养在一户进步群众家。当两人被捕后，敌人密探得到这个情报，便把小孩带到监狱，想用亲情来撬开两人的嘴，得到他们想要的情报。然而，敌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反动派将小孩残忍杀害。母亲知道后痛不欲生。她说，要是能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的话，她情愿对换。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要犯”无计可施，便决定下毒手了。年5月15日晌午，革命战士朱秀香、蔡华昆、周洪被宁都国民党当局组织的反动军警押赴设在城西刑场，同被押往刑场的还有与朱秀香一同被捕的游击队长杨玉秀、李新眉等革命战士。这天，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电闪雷鸣，虽已过立夏，但暴雨如注，寒气袭人。刑场上，罪恶累累的刽子手刘炳南用屠刀直刺朱秀香的胸膛，朱秀香视死如归，高呼革命口号，迸出最后一点气力，对一同赴难的战友杨玉秀、李新眉说，要她们严守党的秘密，坚信革命一定能成功，要保留革命的火种，把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母亲含泪对我说，她当时心里坚定一个信念：革命战士决不向反动派低头！刑场上，血雨腥风，共产党人高昂起革命者的头颅，用视死如归的目光相互鼓励着，他们的英雄气概气贯长虹！反动派和刽子手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刽子手在枪杀周洪时，把母亲也押在一起，最后问他们招不招供，投不投降，否则就把他们一起杀掉！母亲和周洪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夫妻俩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刽子手一排枪响，周洪倒下去了，母亲被押回大牢。事后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他们将母亲押往刑场陪刑，目的是要让母亲亲眼看到自己的亲人被杀害的场面，进一步瓦解母亲的意志，迫使母亲投降。但敌人使出的最后一招，也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反动派对母亲无计可施，便判了母亲十二年徒刑，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第三年，即年初才出狱。四年的狱中生活，把母亲锻造得意志更加坚强。母亲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宁都县解放后才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建国街街长。解放初期，宁都县是专区（与赣州专区同级），辖两个区、四条街。两个区是：北郊区和南郊区。桥背至温坊属北郊区，富档塘至高坑属南郊区。四条街是：以中山路大十字街为界，向南至现林业局叉路口是“中山南路”，向北至公安局叉路口是“中山北路”；以米市街与建国街交界的“老城门口”为界（现博生东路与建国街交汇处），向南至解放路叉路口是“建国街”，向北到沿江路叉路口是“白石街”（第二小学转弯处至沿江路口又叫“漳州街”）。宁都由专区降格为县后，白石街和建国街合二为一，统称建国街，“街长”的称谓也改为“主任”。当年母亲担任建国街的街长（后又调任中山街街长），负责这条街的民主改革工作。年至年间，宁都县和全国同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开展的主要原因就是针对当时农村土地占有不均（地主、富农占土地的80%以上）、地租赋税沉重、经营方式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土改，宁都县完成了农村的清匪反霸、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实现了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历史转变，是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次伟大变革。母亲在负责城镇民主改革的同时，又负责北郊区塘角村的土地改革工作。相对土改来说，解放初期的城镇民主改革运动（简称“民改”）大家就有点陌生。民改运动的主要内容：一是镇压反革命（简称“镇反”）；二是清理反动党、团、特组织；三是取缔反动会、道门；四是肃清反革命分子（简称“肃反”）。在母亲负责的这条建国街，是解放前宁都县的主要街道之一，情况复杂，恶霸地主、资本家比较多。比如大地主、大恶霸、大流氓罗镇、温修成、赖功尧、赖功坤等，以及国民党匪首、自诩为“宁都王”的黄镇中都曾居住在这条街。恶霸地主赖功尧，不但郊区有大片土地，而且在县城开了“益盛和”“益昌和”的“益”字号南杂店，垄断了县城一大半的百货生意。他更是共产党的死敌。当年，就是赖功尧组织“还乡团”，带了一伙地痞流氓，做国民党第十八军的向导，在安福乡将母亲她们的红军游击队打散。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母亲和她的战友朱秀香、李新眉等人因寡不敌众而被捕。以赖功尧为首，赖功坤、赖五子、卢功海等人为协从的一伙地主恶霸，在这次民主改革运动中，一方面抵赖自己过去的罪行，一方面又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与人民政府为敌，威胁、恫吓群众。据母亲生前回忆，在斗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时，一些胆小怕事的群众，不敢揭发，看到母亲他们这些民改队员，能躲则躲，能沉默则沉默，使民改工作开展相当艰难。当时新政府刚成立，百废待兴，人心不稳，潜伏的反动阶级一直暗中蠢蠢欲动，企图反攻。当时宁都县城，天一黑下来，街面上看不到人影，为防不测，行走在街上的民改工作者都是两三个人成行，相互照应。北风一阵呼啸，总让人不寒而栗。所以，母亲在发动群众上就下了更多更大的功夫，为了使群众理解、掌握党的政策，母亲常常披星戴月，没日没夜挨家挨户地奔走做群众思想工作。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人民革命的胜利，从事各种破坏和捣乱。他们不但威胁一般群众，也恐吓民改干部。母亲回忆说，反动派扬言要杀她，并在深更半夜砸我们家门窗玻璃，朝屋内扔石头。母亲毫不畏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母亲面对烫烙铁、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都没有低下革命者高贵的头颅，现在更不会被这些穷途末路的地主土豪劣绅所吓倒。年11月1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布《华东惩治反革命罪犯暂行条例》；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两个条例的颁发，极大地鼓舞了战斗在一线、与反革命分子面对面斗争的广大民主改革的工作者们。再加上第二野战军一举歼灭了盘踞在翠微峰的国民党残余武装黄镇中部，宁都县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个高潮。根据中央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巩固土改、民改成果和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中心任务，母亲她们的民改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发动群众，宣传镇反政策、条例，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第二步，深挖隐藏和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如赖功尧等人。大约在年年初，斗争赖功尧等人的公审大会在白石街“行仙庙”前举行。公审大会，人山人海，被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情绪高涨。母亲生前回忆说，长期受压迫的老百姓，在黄镇中被镇压后，认识到人民政权已经稳固，没有了后顾之忧，因此，揭批反革命分子如火山喷发，一发而不可收，大胆控诉赖功尧等人的种种罪行和恶霸行径。公审大会达到了预期目的。公审大会后，赖功尧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同审的有大地主、资本家、恶霸赖功坤、卢功海、温修成，特务队头目曾森、曾钦，反动派突击连连长邱某某、副连长杨保子等人。根据中央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对这些人分别给予了判刑、管制、劳教、监督改造等。枪决赖功尧后，母亲来到昔日战友、革命烈士朱秀香坟前，告慰烈士在天之灵：“我们的仇报了！我们胜利了！人民翻身了！”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后，身为街长的母亲带领她的战友们，又投入到贯彻党的城乡经济政策，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整顿社会治安，清除社会丑陋现象的艰苦工作当中。比如：禁赌、禁毒、取缔娼妓。在禁赌方面，摧毁赌场三处，抓获参赌人员20余人。在禁毒方面，抓获制毒、贩毒、吸毒人员30余人，缴获大量鸦片和一批烟具。在取缔娼妓方面也有成效，宁都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政府政策，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嫖娼行为采取了坚决的取缔。由于母亲在民主改革工作中的出色成绩，上级党组织安排她去北郊区塘角村搞土地改革工作。此后，党组织又把她送到了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亲任校长的“江西八一革命大学”第四期培训班学习。通过学习，母亲的理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使母亲在实际工作中如虎添翼。年，母亲医院，担任首任院长。母亲于年退休，安详地度过晚年。年1月1日凌晨1时30分，母亲因病逝世，享年90岁。革命的母亲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刊于《今朝》年第2期
（责任编辑：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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