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作品
长征·种子
卜谷
原名卜利民，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江西省文联暨赣南师大“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职教授，赣州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长篇纪实文学《红军留下的女人》《走歌的红妹子》《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理学宗师——朱熹》等文学作品多万字。年出席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年出席全国第十届文代会。
编者按
虽然题材决定论是一种片面的文艺思想，但题材独特性是写作成败的关键，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题材独特性，在艺术文本中其实已包含了文艺家的精心重塑。应该说，重视红色文化历史的书写，是当前赣南作家的共识，但能够真正深入进去的作家并不多。有着“红二代”特殊身世的知名作家卜利民，一直执着于行走中写作，执着于“纪实”这个文学体式，而且著述颇丰。相对于“读万卷书”的写作者，这类写作拥有另一种难度，当然在题材上也可能拥有难得的优势。本刊本期推荐的纪实作品《长征·种子——记一个红军战士的播火生涯》，依然是作家走进历史现场、聆听亲历讲述的成果，在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命运之书中，题材的独特性再次显得如此之重要。而难能可贵的是作家赋予纪实文学一种特殊的品质，从而区别于一般的实录文字，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值得分享。
（索启画作）
长征·种子——记一个红军战士的播火生涯
文/卜谷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题记
1
欧阳焕是作为遗腹子生养下来，八个月大时，无声无息，母亲凭空消失。自此，母子天然隔绝。
母亲改嫁，去别人家，做了别人的母亲。
母亲，在他记忆中，很晚才有一点点印象。淡淡的，像雾里看花，迷迷蒙蒙中的一片艳丽。母子亲情，仿佛是被历史的浓雾隔膜了很久很远的太阳，虽然光明灿烂，却非常遥远，远得如烟似雾，飘飘渺渺，可望而不可及。幼年、童年、少年，人性中本该有的温柔、温暖、温馨，在不知不觉间被忽略掉了，忽略得不显山不露水。
关于母亲的概念，欧阳焕知之甚少，听不懂，也没在乎。听多了听久了，他才慢慢明白：母亲与丈夫，也即父亲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有点复杂的故事。
天空像蓝宝石般美丽，大地像映山红般鲜艳。母亲名叫阙桂英，美得像山塘里的荷花。不过，在父亲之前，她先有个丈夫，离异了。那是年，苏维埃运动在兴国县风生水起，颇得民心。那个时代，包办婚姻普遍存在，苏维埃政府主张婚姻自由，已婚夫妻感情破裂，只要到当地苏维埃政府申请，女子办理与原夫离婚手续便可自由结婚。这个主张立刻受到广大青年特别是广大女青年拥戴。
“感情”是个新鲜事，以前的人，祖祖辈辈只知道结婚生孩子，不知道还要什么感情不感情，费那个麻烦干嘛！既然现在政府作兴感情，有这个规矩，阙桂英便赶紧与前夫办理了离婚，不是感情破裂，而是从来就没感情。
感情是个好东西，女人追求感情不丢人，还蛮有味道。阙桂英暗暗地喜欢上一个英俊青年，名叫欧阳崇庭，慢慢地就品尝到了感情滋味。那时，阙桂英参加工作，在县苏维埃政府二区三乡当妇女干事。欧阳崇庭也在二区三乡工作，当了个小官——少共书记、劳动部长。
阙桂英喜欢欧阳崇庭，因为他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味道不一样。欧阳崇庭不像一般乡下人那样呆板，更会说话，带领几个人就敢去会场上、圩场上、别人家里讲革命道理，鼓励人家参加红军。阙桂英最喜欢的，是每天大清早，欧阳崇庭组织全乡青年赤卫队操练。“一二三四”领着大家一齐喊，扯着嗓子的叫声震耳欲聋，把好心情也扯出来了，蛮有味道。
感情天地复杂，爱情需要试验，有过婚姻没谈恋爱的阙桂英很谨慎，小心翼翼，慢慢腾腾试着来。
白蒙蒙的天空，混混沌沌，像浇了一大瓢米汤，三步开外不见人影。阙桂英一大早又去操场。她去操场，是去操练，更是去看欧阳崇庭。转一圈，操场空无一人，觉得奇怪，径直去敲欧阳崇庭的门，大门外却闩上了。
阙桂英心里空空落落，一打听，欧阳崇庭去打仗了，心又悬起来。
那是年，国民党第19路军占领兴国县城，红军及县区政府转移到山上打游击。起初，阙桂英与欧阳崇庭在一块，随区政府转移到城岗乡一带活动。形势突变，欧阳崇庭受命，带赤少队前往莲塘参加战斗。
远方炮声隆隆，挂念越积越多，欧阳崇庭却回来了，担架抬回来的。没受伤，是在连续不停的战斗中累得病倒。
阙桂英是过来人，知道怎么煎药、喂药、弄吃的，担负起护理欧阳崇庭的琐碎事。还别说，阙桂英弄菜确实有两下，普通青菜、萝卜、豆腐，都做得花样百出，色味俱全，只用半个月就把他的味觉调节得格外灵敏，有点放不下了。
一天，欧阳崇庭正啧啧夸赞菜香，她故意板起脸，怨气冲天地说：“那天早晨害得我好苦，一个人去操练，以为你睡懒觉，走到门口才知道人去屋空。”
欧阳崇庭忙解释：“秘密行动，半夜摸到你住房门口想打招呼，手都举起来没敢敲门……”
“怎么不敲门呢？”
“怕吵醒你。”
阙桂英听了心里一动，涌出一股暖流，暗暗寻思道：文化人还真不一样，不但会打仗，还蛮懂得体贴人哩。
（索启画作）
有文化的人就是怪异，养病期间，阙桂英常看到欧阳崇庭拿一支笔在纸上画，能够画出十分细密蚊虫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写字”。会“写字”是样了不起的本事，能看懂别人不懂的东西，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
慢慢地，阙桂英知道欧阳崇庭以前也是乡下人，会“写字”不容易。他出生于兴国县鼎龙乡杨村，幼年丧父，靠祖父欧阳功经抚养。为养家糊口，祖父一人干几个人的活，除耕种土地外，还兼做粉条生意。粉条是当时价廉物美的一碗好菜，逢年过节都可以上桌面，制作也不复杂，即把番薯磨成粉，煮沸后摊成薄薄大块晒干再切成丝。
做粉条工艺不高，费工，售价也不高，却也能靠多销挣点薄利。祖父就像蚂蚁搬家，用辛劳换这点薄利供欧阳崇庭读书，读到高小毕业实在读不起就不读了。
读书也不耽搁干活，欧阳崇庭从小跟着祖父种地、做粉条，不但能吃苦很会做事，也很会读书、“写字”。
女人信命，尤其是婚姻大事。有过一次婚姻教训的阙桂英很慎重，私下偷偷地找瞎子帮欧阳崇庭算过命。
瞎子算命看重名声，名声就是饭碗。两根指甲很长的手指，迅速地掐捏，很尽职地掐捏欧阳崇庭的八字，仰面朝天地看了很久。他看不见什么却像看见了什么，然后十分肯定地说：这个人有时运，注定会升官，连升三级，可以嫁……
算命先生的话，信则有之，不信则无。阙桂英半信半疑，睁大眼睛看世事变化。她记着这话，瞄着那人。
数月后，欧阳崇庭痊愈，果然升了官，且官运亨通。
年农历四月，欧阳崇庭接到通知，去全县最著名的书院——潋江书院办公。那里是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欧阳崇庭当了内务部副部长。算命瞎子瞎说却说着了，当官确实要有时运。欧阳崇庭当副部长，凳子没坐热，恰逢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训令，各省、县要新设国民经济部。欧阳崇庭便又挪动办公室，担任县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第一任部长。
算命先生的话有点准，阙桂英暗暗做准备，等着他下一次升官。
2
江水浩渺，江风阵阵，江岸渔火点点。
江口，又名三江口。从于都而来的贡江，从信丰过来的桃江，从兴国流来的潋江均在这里聚汇。三条江水浩浩荡荡，三条江的船舶挤挤挨挨，三条流域的货物堆积如山。
客家人讲究风水，说“山主人丁水主财”。从这个角度看三江口，水顺则财旺，财旺则业兴，自古以来形成了贸易中心，客商云集，货如轮转。
斗转星移。如今这里是红白交界处，又延伸为红白双方贸易集散地，是中央苏区的“经济特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为发展苏区贸易，中央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江口贸易分局，生意红火时，人员多达来人。不仅周围县乡以及赣州的大批商人频繁出入，连驻防赣南的粤军中下层军官，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也秘密开设代办处，往来这一带经商。
打仗归打仗，做生意归生意，各有相关，又各不相关。
江口外贸分局风生水起，生意兴隆，项目增加，数量增大。每月从这里出口的粮食、钨砂、木材、烟叶等物资，少则60余万元，多则多万元。从这里进口的食盐、布匹、西药等苏区紧缺物资则在—万元之间。由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兼任总经理的中华钨矿公司，钨砂年产量日益增长，最高年产达到多吨，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出口到白区、香港地区以及国外，成为支撑红军反“围剿”最主要、最稳定的经济来源。
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苏区物资紧张，流通渠道不畅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药品、电池、胶鞋等日常生活用品，都成为紧俏商品，尤其是食盐，干脆就在商店断货。有个例子可说明食盐珍贵：两人请客，一人出一头猪，一人出烹饪猪肉的食盐，这就要算出食盐的人请客。
白区的食盐一块银元7斤，随便买卖；苏区的食盐卖到7块银元一斤，还不是随便能买到。如此高额差价，对追逐利润的商人形成巨大诱惑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此，苏区的食盐再紧俏，却总多多少少能够找到一点点。
“有本事，去苏区做生意最挣钱。”这是赣州商人的口头语。一方面是说比较好挣钱，另一个侧面说明去苏区做生意有风险，枪口下的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苏区经济十分困难，捉襟见肘。
那时，毛泽东主抓经济，苏维埃中央政府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随即又召开了中央苏区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欧阳崇庭的上司，曾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先后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并在会上讲话。
年5月，吴亮平回忆了当年国民经济部的工作。
那时的经济建设工作一是粮食的调剂。苏区盛产粮食，我们靠粮食出口换别的物资进来。苏区粮食是多的，但调剂不好也不行。比如收获时卖不出去，商人就会压价收购，使农民遭受损失。而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缺了，资本家、商人也高抬谷价，从中牟取暴利。因此，当时中央组织了粮食调剂局。兴国的粮食工作做得最好，粮食多时支援出口，青黄不接时平价卖给农民。苏区的经济工作第二条就是合作社，当时合作社形式很多，有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
生产合作社不是指农业生产，而是讲工业生产。比如造纸。当时有造纸工业公司。纸的生产苏区也出口，毛边纸、练习纸质量都不错。还有赣南的钨砂，在赣南成立了钨矿公司。那时外边需要。广东要，国际上也要。我们出口给香港，我们用钨矿换取食盐、布匹、药材。这是最重要的物资。
那时的食盐供给非常紧缺。我们出差的时候用小铁罐带一点盐，招待所里是没有盐吃的。菜里放一点盐味道就很好。人没有盐吃是没有力气的。而部队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没有盐，就没有战斗力，所以我们进口盐首先供给红军。
江口是搞盐的最重要的地方，不过敌人封锁很厉害。万一让敌人查到是要杀头的。江口那里的商人偷偷摸摸弄点盐进来。江口那边的工作做得不错。兴国离江口近，所以盐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实在没办法时就熬硝盐吃。
春耕秋收运动也是一项经济工作，各级苏维埃都领导农民热火朝天地去进行。当时的国民经济部的主要工作大致就是这些。如果没有国民经济工作，红军的供应就困难了……
大会上，吴亮平部长屡屡表扬兴国。兴国的国民经济工作确实做得好，一方面是保障了红军及中央机关的供给。兴国境内有几家大型装备、后勤机关：如兴国莲塘乡官田村的“中央军委兵工厂”；鼎龙乡茶岭村的“医院”……这些隐蔽在大山里的机关，牵涉战争胜败，至关重要，必须组织好粮食、蔬菜、食品及各种物质，保障供给。这些机关由中央直辖，工作十分紧要，来头也大，搞不好会引起高层批评。
更难的是，如何改善全县群众的生活。当了国民经济部部长，就要保障供给，振兴国民经济。
怎么才能挣钱？用握枪的手去持秤，欧阳崇庭时刻都在琢磨如何在苏区做买卖，把经济搞活。小时，他跟着祖父加工红薯粉条、卖粉条子，批零兼营，也算是做过买卖，懂一点商贾贸易，经营之道。
俗话说，高手在民间。尤其在生产生活上，民间蕴藏有许多解决困难的办法。欧阳崇庭善于与村民交往，在询问中学习，发现乡村有现成的做买卖的合作模式就很好。榔木乡顾岭村，村民集资80多元做买卖，每股五角，直接到赣县茅店便宜进货。股民和红军家属购物有照顾，每千文减五十，即百分之五。普通人购物也比市价便宜些，一串钱货便宜二十文上下，即百分之二。股民想进什么货就进什么货，解决了生活困难，村民普遍得到实惠。欧阳崇庭扩大了这种合作模式，并在全县推广。年9月，得实惠的群众自愿把榔木乡社归并于区，成立区合作社，全区集了八百股，每股五角。生意越做越红火，至翌年3月，仅半年时间，多元本钱赚了多元。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业者及管理委员、审查委员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文化教育费(为俱乐部、学校及红属儿童买纸笔)，百分之三十分红。分红时，清算账目，悬榜公告。分红后，增加了许多股本，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年底，又第二次分红，每股分五角，实发三角，二角作为增股。决定改股金单位为一元，每人不得超过十股。这种模式好，引起各乡村民学习响应，8月份又成立了县合作总社。
后来，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专程来兴国，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一文。细述了长冈乡合作社的来龙去脉及经营状况，号召每个乡每个区，都要学习长冈乡与上社区的消费合作社。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
战争中观察商机，商机也是战机。
富者必有奇胜。勤扒苦做，俭省节约，只是一般的谋生规律，要发财致富，必须有超凡的智慧和本领，有奇计奇谋才能获得成功。有合作社，还要有价格便宜、适销对路的商品。欧阳崇庭对部下说，要搞活国民经济，必须开展大量贸易，只有把生意做到白区去，才能真正地突破白色经济封锁。
精心谋划后，欧阳崇庭化装成商人穿越白军的三江口封锁线，深入到白区的茅店以及赣州城内，组织进货，偷运食盐等物质。偷运食盐的巧妙办法，就是派农民进城挑粪便，把购买的食盐藏匿在装粪便的木桶夹层里带出来，这也是蚂蚁搬家的办法。苏区需要大量而不间断地获得食盐及其他物质，欧阳崇庭通过中央贸易局，与赣县白区地下党的“赣江办事处”接头，建立了较稳定的供、运、销货一条龙渠道。
商事如战事，总是此起彼伏。钱，如流水，只不过换了几个龙头几个管水人。“赣江办事处”的人早已与赣州城内“恒隆”“恒孚”等12家大商号谈妥，每家商号分别开辟了几条隐蔽商道。利益再分配后，连那些稽查走私的特务，也成为走私的保护人、参与者，暗暗从中渔利。一来二去，买卖做得风生水起，挣钱的风声刮得倒人。
这渐渐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赣州城内除了保安司令赵廉，还有“军统”、“中统”各路人马。为坚决贯彻执行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的政策，新成立了“专署特务队”“公安局特务队”“赣县特务队”等特务组织。这些特务组织马不停蹄，四处活动，不久，“广裕兴”号商铺这条线首先被掐断，那个在江口坐庄的人也被秘密干掉。
商家起早只为利。要顺利完成贸易往来，就要让资本家挣钱，中央苏区用发行公债的办法筹措大量的钱款。
年7月，中央苏区又发行了万元的经济建设债券。前两次为年6月发行短期战争公债60万元；10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万元；这第3次经济建设公债则是为了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同时颁布《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明确规定：“为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改良群众生活，充实战争力量，特发行经济公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经费。”债券面额分为五角、一、二、三、五元五种。
欧阳崇庭在工作上如鱼得水，爱情也获得了丰收。也正是这个时候，欧阳崇庭与阙桂英通过自由恋爱结为夫妻。
（索启画作）
自由恋爱结婚的人，思想活跃，仪式都比较简单。何况阙桂英是二婚，更不讲究。不过，她觉得欧阳崇庭是初婚，又当了部长，还是可以讲究一下。就告诉欧阳崇庭，自己养了一头猪，卖了钱，留着办婚礼，冲冲喜，转个更好的命运。
欧阳崇庭正天天推行苏区经济建设债券，一听妻子说有钱，乐坏了，要将她卖猪的钱全部购买公债，支援革命战争。
爱屋及乌。阙桂英爱自己的丈夫，丈夫喜欢的事她也喜欢。一头猪钱换回几张公债券的纸，她也心甘情愿，爱情的力量就这么神奇。这次兴国县购买公债29万元，获得全苏区第一名。这一年，阙桂英也成了脱产干部。
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于年元月在红都瑞金召开，欧阳崇庭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欧阳崇庭来到会昌文武坝办公，调任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兼外贸局局长。粤赣省是刚刚设置不久的省，欧阳崇庭参加了粤赣省首届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执行委员。
外贸局对外贸易，是粤赣省国民经济部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粤赣省署下的会昌县有一个筠门岭，是中央苏区另一个最重要的海关，长期出口钨砂，与粤军保持以货易货的贸易往来。以货易货的“货”，就包括军火、药品。
生意做得好，就有得来做。4个月后，欧阳崇庭又调红都瑞金，擢升为中央消费合作社总社主任，成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两个兴国籍高级干部之一。阙桂英与丈夫恩恩爱爱，很快怀孕，从会昌县跟随到瑞金。
阙桂英结过婚，是个过来人。前后一对比，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婚姻，有感情的人较无感情的好上十倍，她说婚后的生活甜蜜蜜。
其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白军进攻节节胜利，势如破竹，中央苏区的形势危急，红军秘密作出了长征的决定。年7月，中央苏区在于都县设立赣南省，欧阳崇庭又调任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领导筹粮、筹款、扩红等，专门为红军长征作准备。
长征前夕，中央有个规定，所有中央领导人的小孩及怀孕的妇女干部，必须疏散回家。欧阳崇庭是顶听话的那种干部，立即捎信叫自己的弟弟欧阳崇席走一趟，专门到瑞金接阙桂英回家待产。
部队出发，只说红军主力去很远的地方，也没有谁说红军一去就是千里万里之遥，大家都说红军主力不久就会打回来。分别虽然恋恋不舍，寻思用不了多久能见面，欧阳崇庭、阙桂英也不是太难过。
于都河水急流涌进，红军主力渡过湍急的河流急匆匆长征去了。
有文化的人潜力很大，欧阳崇庭在工作中越干越能干，红军长征急需这样的干部。长征开始后，欧阳崇庭初任红军第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随即又调任红九军团民运部长，负责地方工作团，在长征途中从事民运工作。
长征的，不长征的，各有各的艰难困苦。
红军离开不久，兴国便被白军占领，到处张贴布告：废除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一切法律、法规，各种乡规民约也恢复到以前。
事情变化莫测，以完全无法预料的形势降临。
阙桂英生得颇有几分姿色，这时，离婚的夫家找来，说苏维埃政权判决的离婚不算数，她仍是他家的人，要回家里去。不过，原夫家看到她隆起的肚子，像一座高高的山峰，也有点厌恶。后来松了口气，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回去，我也不想勉强，但要你肚子里的孩子他们家出一笔赔嫁钱。算个大洋，我再另外讨老婆，总不能赔了女人又折钱财。
回与不回，两样，你自己挑一样。
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倒回原先的夫家，阙桂英宁死也不愿意。若要留在欧阳崇庭家，欧阳崇庭家也拿不出这么多赔嫁钱，丈夫不在身边，能指望哪个？
报纸上天天说“共匪”被消灭了，“红匪”已经肃清。有流言蜚语说欧阳崇庭牺牲了，想起瞎子算的命，唉，真的是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
眼前的事，是原夫家催债催得厉害。有人出馊主意：干脆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自己逃去外地。这个主意立即被阙桂英一口拒绝。她尝过爱情的滋味，婚姻是婚姻，爱情是爱情，爱情与婚姻是两码事。自己不能坚持婚姻，也要用力保留曾经的爱情，这点骨血是个见证。眼看肚子一日日挺起来，事情无法拖延，思来想去，阙桂英万般无奈，只得狠狠心自己把自己卖了，用卖钱还原夫家那笔赔嫁债。
为照顾肚里孩子，阙桂英把自己卖给了本村花石脑的裁缝王新盛做老婆，双方都见过面，知根知底更放心。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阙桂英坚持生了儿子欧阳焕，三月后，带着吃奶的婴儿嫁到王新盛家。
王新盛看得中阙桂英，对她奶着的孩子又是另一回事。嫁过来了就是自家的人，不能吃自家的饭，奶别人的孩子吧，还耽搁人工，又不是做客，一餐两餐的好说。
亲兄弟，明算账。算账的结果是，欧阳焕家每月付给王新盛家一担谷子、一斤茶油，还有盐，作喂奶钱。一担谷子合一百斤稻谷相当于70余斤大米，作为工钱不算太多，对于欧阳家族却难以支撑。
欧阳家苦，苦就苦在一家人个个都去参加革命。欧阳崇庭三兄弟，除欧阳焕的父亲长征“牺牲”外，他的大伯父欧阳崇庆参加红军，早在反“围剿”时便在战场上光荣了；家里只有二伯父欧阳崇康一人耕种，要养活一家四代10个人：曾祖父、曾祖母、祖母、大伯母及养女、欧阳焕，二伯父夫妇及两个儿子。
生活之弦，绷得太紧、太紧，随时都可能绷断。
3
生活，处处布满了艰难困苦。厄运，煎熬人，也能锻炼人。
年正月二十四日，欧阳焕出生了。对他来说，能出生已是逃过一劫，命大福大。但是，母亲的奶水太贵，吃不起。八个月后，欧阳焕被迫断了奶。他离开妈妈怀抱来到了奶奶怀抱。老奶奶又没有奶水，只好每餐咀嚼干饭，嘴对嘴地哺喂他。久而久之，老奶奶就成了老妈妈。在欧阳焕的心里，老奶奶的怀抱同母亲的怀抱一样，充满温暖、温情和慈爱。遗憾的是，老奶奶天不假年，欧阳焕八九岁上，便撒手长辞。
换了一个庇护人，就是换了一片顶头天。接下来跟着伯父生活，伯父是个勤劳的人，一生在做工夫也很会做工夫。欧阳焕很听话，伯父做什么，便跟着做什么。因此，欧阳焕整天都没闲着，刮竽子、砍柴、放鸭子。晴天去田园、菜园，雨天在家里拆烂布子。欧阳焕对拆烂布记忆犹新，家里很多零碎烂布，都是平日捡拾破烂捡来的。把烂布上的补丁一块块撕开拆下来，看上去平整的布，一撕拆灰很大，每次弄得蓬头垢面，味又重，熏得人作呕。撕拆下来的布块，可以糊成硬壳，再做成袜底、鞋底。
父亲的影子突然出现。
对父亲的记忆是一种莫名的温暖，温暖是对比出来的。那一年，伯父突然对自己很好，张罗要他去读书。原来，牺牲了的父亲并没牺牲，从远方写信回来。伯父把信看完，悄悄藏在屋檐旮旯，就对欧阳焕亮起了笑眉笑目，高看一眼，善待三分。
杨村乡“日新小学”，是距离他家最近的学校。才读了一年书，又突生变故，内外交困。变故从欧阳焕的名字发起。欧阳焕全名为欧阳焕佰，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请先生算了命，也要取这个名字，老师是地主家的人，就通知欧阳焕改名。这是欺负人的事，何况名字是父亲留下的，欧阳焕拒绝改名字。伯父也坚决支持他不改。那时，家庭的气氛发生变化，父亲来过一二封信，断了线，又变得生死未卜。伯父就觉得供养欧阳焕读书很悬，划不来，恰逢改名风波，便顺水推舟，说：崽也，你命里不带文曲，这个书我们不读，回去作田吧。
人情冷暖，如花开花谢。
心里纵有千般说不出的苦，欧阳焕也只得放下书包，又回去作田、拆烂布子。继而养鸭子，多时养到多只，开辟了一项收入不菲的家庭副业。
在鸭鸣声中长大，14岁的欧阳焕渐渐成了好劳力，犁耙功夫样样拿得起，在磨米做粉干的祖传家庭副业中也是一把好手。兴国县城7月13日解放，19日他挑一担粉干去卖。
卖粉干有规矩，全县分杨村、埠头粉干，杨村粉干只能在大街卖，埠头粉干只能在西街卖。这种势力范围，是两伙生意人经多次械斗后划分的。
一个伤兵斜过来，称3斤粉干，拿了东西就走。欧阳焕在大街追赶，讨钱。被众人阻止：不要去追，讨钱就是讨打。愤愤不平间，欧阳焕才听说兴国有个国民党陆军教养院，驻有几百伤兵，频频出现伤兵强抢硬拿的事例，也有几个伤兵被村民偷偷打死的事例。
（索启画作）
苦日子都是熬过来的，熬来熬去，把人就熬大了，熬老了。
乡村人生，都是固定的路数，祖祖辈辈守望“种地——讨老婆——生孩子”。欧阳焕无父无母也从无想法，脚踏大地，准备一辈子和泥巴打交道，照着前人的路数走去。
人生关键时候，想法却来了。
17岁上，欧阳焕扛着犁耙去作田，半路被大队干部拦住：上级喊你去读书，不要去作田了。
欧阳焕想绕过去，绕不过。只好求饶：放了我吧，我不去读书，怕耽搁田园工夫。
大队干部说：你是个二牯子呀，读书更挣钱，更有前途都不知道！
前途是什么，欧阳焕不知道，但知道更挣钱是好事，就卸下了肩头的犁耙。那次，读书的伙伴有60多人，去宁都专区“革命烈士子弟学校”。赣南是中央苏区，革命烈士子弟多得很，兴国县民政局开介绍信，发路费。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去哪里都是步行。从兴国去宁都路上走了两天，在江背乡政府吃了一餐招待饭，经过银坑乡住“伙店”，“伙店”就是那时的旅店。
一路上，边走边聊，结识了钟振法。
钟振法与欧阳焕同年，也是遗腹子，出生后与母亲相依为命。人还不及犁耙高，就赶着牛下田帮母亲耕地了。砍柴、耕地、种菜，农家的活儿样样都会做。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7岁。年9月的一天，他正卷着裤腿在水田里耙田，大队长手举一张通知单在田坎上挥手，扯着嗓门说：“法骨子，‘上面’让你去读书，不用钱哩，还发生活费唷。”
“不去不去——”一脚泥水走上田坎，钟振法没听懂大队长的话，不知道“上面”是谁，为什么要免费供自己读书。
队长详细解释说：“革命胜利，国家解放，你老爷子的命总算没有白白牺牲，现在政府惦记你这些烈士后代，要你去读书哩。”
钟振法听懂了，高兴得一拍屁股蹦起来，蹦到田里去捡家什走人，要赶快去把好消息告诉母亲。长这么大，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个睁眼瞎，有机会进学堂多好。可转念一想，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去读书，她怎么办呢？想到这，钟振法绽开的笑容顿时萎缩了，又把收拾的家什搁下，继续耙田。
晚饭后，母亲喘息着把钟振法叫到床前，慈爱地望着儿子，说：“儿呀，妈妈都知道了，读书才是改变你命运的唯一路子，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一定要去读，争一口气。我的病就这个样子，你莫要管唷。”说罢，塞给钟振法一个荷包，里面分分角角净是钱币，母亲省吃俭用一年多才攒下的。钟振法嗫嗫嚅嚅应承，流泪接过荷包……
钟振法说着掏出钱，让欧阳焕看一眼，那个荷包不大，零碎钱币也装不了多少。身无分文的欧阳焕，平生第一次见过这么多钱，有点羡慕，有点嫉妒，也替朋友高兴。二人从此相互砥砺，成为终生学友。
不料，一到宁都，欧阳焕就遇上“打假”的，差一点被打成了“假”。
那时，新生政权大张旗鼓地照顾烈士子弟，免费读书、免费就业。有这等好事，立即就有人钻空子，把自家的孩子冒充烈士子弟去读书、就业，真正的烈士子弟反而被排斥。有冒充，就有举报。资格审查在严格进行，欧阳焕首当其冲，发现有疑点。一见面，欧阳焕就被拎出来，傻愣愣地在专员公署办公室大厅站了很久，遭遇不停地提问。初出茅庐的欧阳焕，很害怕。
审查人员：你必须是18岁，年生的。
欧阳焕：不是不是，我就是年生的。
审查人员：时间对不上，红军长征是年。
欧阳焕：时间对得上，我是红军长征后生的。
审查人员：那你就是假的，红军长征离开，你怎么生出来了？
欧阳焕告诉对方，我父亲当过闽赣省国民经济部部长，当过中华苏维埃政府合作总社主任，我是遗腹子。
反复争执，两个小时过去了，人们对欧阳焕的身份产生怀疑。欧阳焕也有性格，实在没办法证实自己的真实性，突然想到一个人，就嚷嚷起来说，你们实在不相信，可以去问行署专员朱开铨，他认得我父亲。
朱开铨是宁都专区的专员。说到那么大的官，审查人员一听愣了，欧阳焕也愣了。只仿佛记得母亲说过，朱开铨当年与父亲是老战友。如万一不是，或朱开铨记不得了呢？那就黄泥粘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忐忑不安，他希望对方不敢去问。
不料，审查人员还真敢去问，一下把朱开铨也问呆了。经过仔细回忆，朱开铨还真记起往事，证实了欧阳焕的话。朱开铨还顺便记住了欧阳焕，后来朱开铨的女儿朱明与欧阳焕同班同学，二人成为好友。朱明每晚找欧阳焕补习功课，会带一个馒头给他吃。朱开铨夫妇还多次叫女儿搭话，约欧阳焕到家里去玩。或许欧阳焕有点怕当官的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光吃朱明的馒头，没有去过她家。
“打假”风波刚过，欧阳焕又遭遇欧阳焕佰名字问题。老师说，别人的名字都是三个字，你的名字为什么4个字，麻烦，一律3个字，就叫欧阳焕吧。
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起名。古代贤哲尹文子说过：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因“姓名”之争，自小引发辍学的前车之鉴，欧阳焕不敢与老师硬争，但也不肯改名字。认为你叫你的，我不改名，你也没办法。可是，老师天天那么叫，同学们跟着那么叫，叫来叫去叫成习惯，3个字就叫喊了一辈子。
习惯很重要，名字是一种习惯，行为也是一种习惯。
那时，教育是天大的事，中华民族历来尊师重教。专区的党政军领导，每周都轮流来学校作报告，觉得是他们的荣幸。朱开铨有时也会来给大家上课，他讲课很有特色。学校操场，有3棵空心大樟树手挽手，张开巨臂向四方延伸，像3兄弟那样相拥在一起，树龄均有多年。一阵风起，树枝轻摆落下几片黄叶，犹如几只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美不胜收。朱开铨专员常常站在较高的树根上，算是讲台，指手划脚地讲着理想、信念，站累了或讲累了，也不管课时到不到，习惯性地一挥手——解散。
学校的教室是竹篾搭子外面糊一层泥巴做的，很狭窄，光线也不好，不适宜开大会，但是透风、凉快，很环保。尽管条件艰苦，学生并不觉得艰苦，都非常满足，因为读书不要钱呀。“革命烈士子弟学校”实行包干制，吃穿住全由国家负责，一年发两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4年发一顶蚊帐，一床棉被，另有鞋袜发。学生入学一报到，先发一床被子，是发做棉被的材料，每人六斤棉花一丈布。老师教学生怎么铺棉花，怎么缝纫，各人自己做棉被，棉被做好了，针线活也学会了。
学校吃得比家里饱，欧阳焕17岁时，个头像春笋一般噌噌噌地长起来了，喉结也悄悄地突起，甚至还长出了毛茸茸的胡须。他觉得是个大人了，读小学一年级没有面子，不好意思，就去找老师通融，说自己原先读过一年书的，现在应该是读二年级。老师对他测试一番后，同意了他的要求。欧阳焕读书有功底，又懂得用功，直接读二年级也不吃力，白天用心听课，晚上认真复习，学习成绩优秀，被选为学习委员，后来当了班长。他幽默感特强，说谢荣仪原先比我高，坐在我后面，后来就更矮了，坐到我前面去了。
战争年代被耽误的人太多。欧阳焕班上最大年纪的比他大10岁，最小的也只小他三四岁。成人读书，最头疼的是分班问题。老师宣布：没进过学堂的人，都应该从一年级读起。钟振法一听急了，他对老师说：“老师呀，我都17岁了，个子比你还高，让我读一年级，同学们都会笑话我。”
满教室的学生大部分比自己高，老师看看钟振法确实是蛮高，挺犯愁，担心地问：“你没有基础，跟不上课程怎么办？”
钟振法头抬得更高，挺着胸脯说：“老师放心，我能吃苦，保证可以跟上同学们的进度。”得知欧阳焕在读二年级，钟振法胃口更大，趁老师一松口，要求入读小学三年级。
没上过一天学，钟振法窜得高，也吃得苦，憋着股劲学习。因为离家遥远，晚上想到久病在床的母亲，睡不着觉，就起来读书，成绩差一点慢慢地也跟得上。
寒假一到，归心似箭。钟振法背着包袱步行回家，北风凛冽，心里热乎乎的，急切想要告诉母亲他的新生活。有了新棉衣棉裤棉鞋，吃上了米饭，学校还发了新棉被，他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还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守寡一辈子的母亲，听了会多么高兴呵。
赶路一天一夜，好不容易走到村口，族里的长辈神情凝重地拦下兴高采烈的钟振法：“法牯子，你在学校好不好？”
“好，好，好得不得了，吃得好用得好睡得好学得好。”累得精疲力竭的钟振法，振作精神，用一连串的好来回答。
“那就好，以后自己的事都要靠你自己了，要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
钟振法一惊，听出了弦外音，小心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的母亲走了。”
“哇，妈妈呀——”钟振法顿时脸色惨白，号啕大哭向家里跑，一推开门，家里空空荡荡，哪里有母亲的身影哟。
瞬间成了孤儿的钟振法，在母亲坟头上痛哭了3天。母亲的爱化为永恒，也化为永远的内疚。痛定思痛，此后，钟振法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学习更加刻苦，只用三年时间便完成了小学六年的课程。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办教育，想法多，投资少，条件差。为了关照各类烈士子弟，在宁都专区一下子办了三个烈士子弟学校：工农干校、工农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三个学校挤在一起。三个学校学制不同，有两个学校是速成的，只有工农中学与普通学校一样，9年制中学毕业。欧阳焕读的正是这个9年制中学。
条件差，可以克服，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学校反复拆并、搬迁，折腾得太厉害。欧阳焕年入学，年宁都专区合并到赣州专区，子弟学校也合并到了赣州。放寒假时，学校搬迁，坐竹排搬家去赣州。竹排宽敞，可坐可站可躺，方便得很。就是速度慢一点，路上要走三天，慢一点不要紧，又不是赶圩。
哎呀勒——高山岽脑也一伙鹅，白军冇我红军多也，白军冇我红军好，大厅当中也唱山歌。哎呀勒——日头落岭也夜了哩，手拿竹篱收郎衣也，竹篱上面九个节，节节度度也记住你。哟嗬喂——
河道弯弯，碧水东流，微波荡漾，竹排迎着微风顺流而下，男男女女在一起有说有笑，十分惬意。学员都是宁都、兴国、瑞金来的，都会唱几支山歌，便有人挑头唱起来，情调浓郁，情意缠绵。
哎呀勒——老妹排上洗衫衣，一只胡鸭排上栖;两只鲤鱼腾水上，看得眼饱肚中饥。哎呀勒——河里流水大半江，只有流下冇流上；只有哥哥连老妹，冇见老妹连起郎……
青山、绿水、情歌。一个女子的身影猛然扑入欧阳焕心里，拔都拔不脱。这女子便是同班同学，学习委员王淑兰。她的歌声甜美清澈，委婉秀丽，轻轻悠悠在这锦绣山水中飘荡，如同天籁。
伴随着情爱，时间过得就快。不知不觉，竹排到了赣州，停靠在赣江边几棵大榕树下。工农中学的新校址就在江畔，一个叫虎岗的郊区。蒋经国主政赣州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办过正气中学，儿童新村。
欧阳焕已经会想老婆了。那时人结婚早，十七八岁结婚很普遍。欧阳焕一到赣州，就在开班干部会时递了张纸条子，王淑兰心领神会，二人便悄悄地溜出去幽会。学校当局早防范这一着：禁止谈恋爱。但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比较叛逆，越是禁止，越是充满好奇。
欧阳焕便与女同学王淑兰好上了。
转眼又是暑假，烈士子弟举目无亲没个去处，王淑兰便乘机邀请欧阳焕去家里玩。那时，“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比较严重，这种邀请去家里“玩”，就带着相当明显的“相亲”意思。学校里，绝大部分为烈士子弟，王淑兰却属于“荣军”子女。她父亲早年参加红军，在广昌高虎脑战役中负伤致残，母亲也是苏区干部。
王淑兰家在赣县南塘乡，走路要十几个小时，从天不亮走到天黑。路又小又陡，人又饿又累，王淑兰一个趔趄，欧阳焕赶紧牵住她的手。男女牵手走路，那时就算是越界了，欧阳焕幸福得一塌糊涂。谈恋爱的人特别有干劲，走了十几个小时，不嫌路远还嫌路近，巴不得一直走下去。王淑兰的母亲一见二人那个情调，对形势已心知肚明。再看欧阳焕长得高高大大，有形有样，说话嘴巴也很甜，又当了大学生里的班长，也弄不明白是多大的官，就认可了欧阳焕。
第二天，大家处得像一家人亲密无间。王淑兰的父亲是不管儿女情长这种事的，但他喜欢讲故事，见大局已定，便开讲当年的高虎脑战斗。高虎脑地处广昌，是红白交界的一道天然屏障。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数万红军与数万白军对峙，飞机、大炮，子弹、炮弹、炸弹像雨水，死的人像劈柴般，堆起来一垛一垛……
进过家门，父母亲认可，关系就算确定了。自此，二人既是对象又是对手，边谈恋爱边读书，恋爱读书两不误，干劲十足。
校领导又不是傻瓜，还看不出欧阳焕的私情？不过，校领导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批评，而是私下谈话，给予劝告，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悄处理。校领导的年龄也大不了多少，平常与欧阳焕聊得很熟。熟不知礼，校领导说了半天恋爱的坏处，最大的坏处就是影响学习。欧阳焕无动于衷，不肯放弃恋爱。他的理由充分，更有说服力。
“说谈恋爱影响学习，这不现实。我们二人都是学习尖子，成绩数一数二。”
校领导只好搬出“学习期间不得谈恋爱”的校规来。欧阳焕认为那校规是普通学校抄来的，没有针对性。理由有两点，速成中学学生都是大人，达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而有的学生入学前便结了婚，生了孩子，更不存在不准谈恋爱的问题。
校领导没折了，要欧阳焕作为班长，发挥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
“学习可以带头、劳动可以带头，别的都可以带头，不谈恋爱不能带头。”欧阳焕拍拍肚子，说：“老兄，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一句话，把校领导噎住。
幽会不断，恋爱照旧。
与欧阳焕较劲，校领导有点头痛。工农学校，学生年纪普遍偏大，二三十岁的人多，学习不咋样，却明的暗的个个都想谈恋爱。学校反复强调也制止不住，大家都是烈士子弟，年纪那么大也不能来硬的呀！想来想去，校领导退而求其次，接受了欧阳焕的建议，在大会上宣布一项新规定：像欧阳焕和王淑兰这样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可以谈恋爱。那些功课也不会做，学习差的一律不允许谈恋爱。
赣江两岸群山叠翠，绵延起伏，碧绿的江水与葱翠山峦间一层如纱薄雾，轻飘漫舞。江风带着一股淡淡的植物甜味，江堤两旁栽种了许多黄瓜、葫芦，萤火虫游荡在江畔林荫道上、宿舍、教室里。欧阳焕和王淑兰不管走到哪里，总有萤火虫跟随，像书童伴陪读书。有了校长会上的宣布，二人压力增大，无处不在读书。年11月份，工农中学整体搬迁去了南昌，设在绳金塔一带。原本早就要求搬迁去的，因为房子还没盖起来，一直在等待。
宁都—赣州—南昌，即便如此频繁折腾，欧阳焕仍未真正完成9年制学业。年5月26日入党。年，工农中学接到上级通知，说学校完成了历史使命，要撤销，学生读到高一就算高中毕业，可以工作也可以继续学习，自愿选择。欧阳焕年龄大又一直在谈恋爱，想参加工作早点结婚，分配到江西工学院一个系里当干事。欧阳焕正高兴着，校方一查分配方案又不让他去上班。当时南昌创办江西政法学院，欧阳焕已分到政法学院去学习深造，并定为五班班长，钟振法分配在四班，当劳动委员。
江西办学在全国有特色，精髓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这种做法得到毛泽东主席支持。江西政法学院也不甘落后，选派6个学生做学徒，由一个老师带队，到萍乡高坑煤矿学习土法炼焦炭。欧阳焕是班长又是共产党员，选为6个人之一。土法炼焦炭，当年还是相当雄伟的事业，数十年后仍在欧阳焕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炼焦炉子28米长，2.8米高，2.8米宽，把煤送进去烧，当红火变成绿火蓝火时就浇水把火熄灭，出炉的就是焦炭。原始炼法，产量不高，却也能为钢铁升帐。
经历就是资格。有萍乡高坑煤矿学习土法炼焦炭的经历，回到学校，欧阳焕立即就由学徒变成了师傅，挽起袖子张罗着炼焦炭的事情。土法炼焦炭是真正地土，没有耐火砖，就像农村夯土墙一样夯出一座平炉，铺火路，待把煤中的杂质烧光后，火焰变色，班上的同学挑水的、提桶的、端脸盆的，排着长龙的队列一起上，浇灭火焰余下的就是焦炭。忙碌一周居然炼出了一炉焦炭，后来又炼了一炉，一共两炉，质量还挺好。毕业后，欧阳焕分到政法学院读书，又充当炼焦师傅炼了两炉焦炭，学校卖出去还挣钱。
勤工俭学经毛泽东主席提倡，很快变成了全社会的大事，国家教育部年举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展览”。别小看欧阳焕炼出的那两炉焦炭，这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成果，意义非凡。江西省委高教处有30个去北京参观的名额。政法学院有3个名额，欧阳焕因此成为赴京代表。
生平第一次去首都，能不充溢着幸福感？欧阳焕被喜悦包围，几天没睡好觉。
像母鸡生蛋，一个生平第一次，带动出许多生平第一次。生平第一次乘火车，买不到票，一伙人挤上车一直站着到上海，在上海住一夜，又是站票坐火车站到南京。当时长江上没有桥梁，在南京下火车，乘渡轮过长江，渡轮一靠岸，拔足而奔去浦口火车站，捷足先登，终于抢到了座位。火车从浦口到达天津，又转车往北京，一路上周折了七八天，累并快乐着。
从首都归来何等荣耀呀，大会小会汇报，渐渐罩着一身明星般的光彩。年欧阳焕被评为全省“先进青年”。
荣耀和风光背后仍然是贫困。
贫困，似一柄双刃剑，激励并制约着欧阳焕、钟振法这样的孤儿。一方面，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学习上，另一方面，涉及到费用的活动一概不敢介入。大学里的氛围开明开放，舞会、篮球赛、联谊会等文体活动篷勃兴起，但欧阳焕、钟振法基本不参与。或许，来自心理的自卑，因为这些活动可能有用钱的地方。欧阳焕、钟振法属于完全没有生活来源，吃穿用全靠学校发的补给。平时在学校还好办，寒暑假则必须找活儿干养活自己。课余时间，欧阳焕、钟振法同时做几份家教，挣点小钱补贴生活。
说到50多年前打工挣钱的事，欧阳焕十分兴奋，指着我们采访组的谢华蓉说：“年的暑假，学校建门楼，我和钟振法几个高个子同学帮助挖基础，挑沙运石，每天有4块钱。那个暑假，我们每个人赚了有一百多块。”
谢华蓉就是钟振法的孙媳，她当即证明了欧阳焕的话：“我听爷爷多次说起过这笔‘巨款’，帮他渡过了很多难关，爷爷曾经幽默地说：那一百多块钱还是我的老婆本唷！”原来，贫苦惯了的人，不到万不得已舍不得用钱，钟振法那笔“巨款”一直存着。大学毕业后，他安排在省民政厅工作，后作为“两保”（保粮保钢）干部下派回兴国开展工作。期间，遇上了心爱的姑娘，谈恋爱才动用这笔钱。“两保”活动后，钟振法留在了原籍兴国，到县农业银行任职，直至退休。
（索启画作）
历史的进程，被一只巨手推动着，风云滚滚。党中央倡导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史上称之为“三大法宝”，又说是“三面红旗”。“三大法宝”处处显示无边法力，大跃进因子无处不在，政法学院学制从三年一下子跃进为两年，欧阳焕、王淑兰于年下半年提前毕业。消息传来，大部分同学愕然，欧阳焕、王淑兰乐得一下子在教室里蹦起来欢呼，真是天遂人愿。
学业完成，爱情也成熟。王淑兰与欧阳焕同学8年，谈了8年恋爱。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也是共产党员，二人毕业当月就结婚。都说结婚是终身大事，婚礼也花了几块钱。那时作兴茶话会，比现在的酒宴更真挚也更热闹。晚饭后，买了些糕点伴开水，同学们来几十个，政法学院院长张元辉也来参加，讲话祝贺，然后大家纷纷发言祝贺，出节目逗乐，相当于现在的闹洞房。
毕业分配，说是说服从需要，其实是对学生成绩、人品、人脉的总检验，平日感觉不到的各种力度都在此时透了出来。夫妻二人留在学院工作，欧阳焕分配在院长办公室当干事，王淑兰学习成绩好点，留在公安教研室当教员。不料，形势变幻莫测，一阵风来，政法学院下马，没上几天班，又把他们分配到省劳改局工作。
下马一股风，东也下马西也下马，欧阳焕就有了想法，提出能否回家乡兴国县工作。省委组织部也很干脆利落，一口答应，就把他们分配在兴国县城关镇工作。欧阳焕当办公室干事，后当办公室主任，年当副镇长，王淑兰在镇里当团委书记，后又兼妇女主任。
年轻人能力强，憋住劲儿造人。王淑兰有点重男轻女思想，一股脑儿生了5个女孩，没生男孩不肯罢休。年怀孕生第6胎，终于生了男孩子，生下不久送人了。因为王淑兰突然查出重病，脑听神经瘤，良性，医院住院。当时，国家反对洋奴哲学，不允许进口药品，意大利的药品一种青枚素有用，没有药。
王淑兰不久人世，望着终于久盼而来的男孩，却无人带养。岳母建议欧阳焕把6个月的男孩子送给堂兄，堂兄在南京炮校当教员，训练部副政委，福利待遇更好。欧阳焕采纳了岳母的建议，如今儿子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留在上海工作，成家立业。
郁郁寡合，三个人出去半年，欧阳焕一个人从南京回来。武装部郭部长是军人，见了心痛，在全县大会上顺口说：欧阳焕老婆死了，大家帮助介绍个老婆吧。没想到，一下子介绍十多个，就挑选一个年轻点的结婚，后又生了。
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农村恰恰相反。
乡下人家，家家户户五六个、七八个、十几个，像养猪一样，一群一群的孩子。乡下养孩子成本低，但生得太多，就成了累赘。年省委组织部要调欧阳焕回省城上班，组织部、政法委两个单位任选，却去不了，孩子太多，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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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生活在局限中。
千万别太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些东西不是用眼睛就可以看清楚的，比如说历史。有些东西已成为“历史”，扎根在我们脑海里，当真相呈现面前，往往与“历史”恰恰相反，让人百思不解。
欧阳焕告诉笔者，他是三十六年后才得知：自己出生时，父亲欧阳崇庭并没有牺牲，不仅没有牺牲，而且还另娶妻子，另生儿子……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事情却铁一般真实。年，贵州毕节市党史专家，开具证明，专程前来兴国调研欧阳崇庭的家庭及历史情况。正是他们讲述了尘封近半个世纪的另一段，才把两段历史衔接得天衣无缝。
一切如同天书，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人的父亲。可这一切，都真真切切发生，真真实实存在过。
欧阳崇庭没有牺牲在长征路上，而是牺牲的时间推后了6年。
伟人毛泽东曾说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欧阳崇庭就是这段语录的体现者，他用6年时间，担当一颗播撒的种子，一个人走了一条特殊的长征路。6年时间，几经生死，欧阳崇庭经历了几次长征，走出了红军长征最辉煌的一页，却最终没能走完长征。
年1月7日，中央红军首次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改变了红军整个战略战术。党中央决定留下一批干部在当地打游击，以策应配合贺龙、肖克、任弼时、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
黔西北是有名的穷困之地，自古以来流传着一支民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别说打游击，即是在此生存都不容易。那天，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即中央特派员何克全，首先找到江西的红军干部朱开铨谈话，要他留在黔西打游击，迎接后续部队红二、六军团到来。
朱开铨，是欧阳崇庭的老同事、老战友。瑞金人，曾任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二人又一起参加长征，建立了深厚感情。朱开铨早年参加农民起义，被誉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培养成长起来的农民出身的高级干部”。建国后，历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等党和政府高级职务。年12月在南昌，医院住院部高干病房，这位85岁高龄的省政协副主席，回忆了那段历史：
欧阳崇庭比我小近十岁，那时像个知识分子，表现很好。欧阳崇庭任粤赣省国民经济部部长，内外贸都要管，他很活泼，我们很要好，很有感情。
参加长征是组织上安排，并非自愿，规定去的一定要去，要求身体好，工作好，我是分在总司令部第五局。长征途中，我在北子地看到刘庭兴，他在路边哭，我心想他动摇了，平时说话蛮了不起，现在不行了。后来他果然没来，可能是落伍或开小差了。不久，我又见了欧阳崇庭，他很乐观，我们一边走一边谈。我说，我们是高级干部，要像个高级干部的样子，坚决革命下去。他精神焕发地说，是啊，我一定要做到高级干部的样子，勇敢地走下去。我表扬了他：你是好干部。
在贵州时，组织上调人留下打游击，组织上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我说：我不行，地形不熟，又是外地人，外地口音，要打游击还不如留我在赣南。组织上派来的人笑了，欧阳崇庭就是这次留下来的……
人地生疏，一个人留下来在黔西北打游击，肯定是九死一生，有多少艰难困苦简直不可想象。当中央代表何克全又找欧阳崇庭征求意见时，欧阳崇庭服从了组织分配，在革命大转折的时刻担当起最艰险的任务。谈话后，欧阳崇庭做好准备，随时留下。
他乡遇故知，算得上人生一大幸事。红军在遵义休整了十几天，欧阳崇庭偶遇同乡同宗好友欧阳勋迁，二人欣喜若狂，拉着手在一块长聊参加红军的经历，聊家乡的信息。
“嘿嘿，你的脚长牙齿，把鞋都咬坏了。”欧阳崇庭指着欧阳勋迁的鞋子打趣道。
“是，它们饿了，想出来找东西吃。”
欧阳勋迁笑答，两脚故意拱拱动，每边3个红肿了的脚趾头探头探脑露出在外。两只鞋子破得不能再穿，各用一根绳子绑住才能勉强行动。长征，日日行军打仗，鞋子是最重要的工具，关键时刻能快速几分钟能够救命。欧阳崇庭止住笑，掏出自己珍藏的一双布鞋，说这是你嫂子做给我的，你拿去穿吧。有个要求，你穿上这双布鞋一定要吃苦耐劳，跟党中央走到胜利为止。
推诿几句，欧阳勋迁收下了这双鞋。后来，穿着这双鞋果然跟党走到了延安，走到了胜利。建国后，欧阳勋迁曾担任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几次回兴国省亲都讲述这双布鞋的故事，他一生都记得长征途中在遵义巧遇欧阳崇庭的情节，记得这双鞋。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黔北与追剿而来的白军大战20余日，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将几十万追兵丢在大渡河以南，急驰而向北去。欧阳崇庭所在的红九军团未能过河，留在大渡河以南牵制白军。当时，红九军团仅有二千余人，牵引着数十万白军在黔西北的毕节、大方、纳雍、水城、盘县一带游击数月，于4月下旬突然寻隙渡过盘江，移师云南追赶红军主力北上。
年4月16日，日夜兼程的红九军团遭遇白军三路夹击，在各路夹击间东西奔突，最后翻越著名天险梯子岩，进入纳雍县化作乡。这时，遇到一股前来投奔的绿林武装——宋老拜部。原来，宋老拜部也遭到白军围剿，被打得丢盔弃甲，只好领着百十个弟兄逃奔。没想到恰与红军相遇。走投无路之下，宋老拜把红九军团当成了自己的救星，权衡再三，于是登门拜访军团长罗炳辉，欲投奔红军。
红九军团被白军的层层包围，急于转移，哪有时间和精力对这股绿林好汉进行审察改造呢？可也不能将这样一支有心投奔革命武装弃之不管呀！罗炳辉当机立断，决定留下欧阳崇庭先对这支队伍进行整顿，同时送给他们一批缴获的枪械。就在这特殊时刻，欧阳崇庭一个人留下来，同时接受了两个特殊任务：改造绿林武装；相机返回乌江南岸，寻找红二、六军团北上抗日。
没想到，欧阳崇庭率领绿林武装宋老拜部，立即派上了大用场。
这日，红九军团赶到大定县猫场，几乎遇到灭顶之灾。凌晨4点，黔军刘鹤鸣部将红军包围，军团指挥所受到严重威胁。司令部侦察连政治指导员尹自勇，率领侦察连集中火力猛冲猛打，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干部刘鹤孔等，通过险峻的鸡飞崖，撤到安全地带。这次战斗十分残酷，侦察连伤亡惨重，连长龙云贵身中数枪，英勇牺牲。尹自勇带领余部迅速向纳雍方向追赶大队人马。
此时此刻，欧阳崇庭得到情报，与绿林武装宋老拜部熟门熟路，迅速行动，提前赶到必经之地接应尹自勇余部。不料，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白等了一夜。原来，深夜行军，山区道路复杂，又缺乏向导，侦察连在纳雍境内翅龙头迷路了。
战斗中迷路，是最危险的事情。
翌日，当地土司苏小云、安克勋，率自家武装截击尹自勇余部，意在乘人之危，灭人夺枪。没想到，红军战斗力很强，一交火便把土司武装打败。土司苏小云、安克勋见阴谋一时不能得逞，便胁迫彝、苗族农民多人，守住关卡要害，将尹自勇所部团团包围。此时，尹自勇余部饥寒交迫，又困又乏，加上水土不服，许多人患上了疟疾，已经弹尽粮绝、山穷水尽。
宋老拜探得消息后，与欧阳崇庭迅速行动，上门拜会以苗族为主体的抗暴组织“齐心会”首领王炳安。毕节那一带，自古以来重哥们义气。听了宋老拜的来意，王炳安立即亲自深入包围圈，与尹自勇取得联系。然后让尹自勇等18名红军换上苗民服装，化整为零，跟着自己混出了包围圈。
尹自勇得救后，与王炳安歃血为盟，结拜为把兄弟。此后，尹自勇带领18名红军装扮成苗族百姓，不遗余力，帮助王炳安复兴“齐心会”。
尹自勇曾担任过主力红军的团长，军事素质过硬，很快就把“齐心会”训练为一支军队，会员很快发展到千余人。他与王炳安提出“团结穷苦人，打倒大土豪”的口号，带领齐心会会员频频出击，先后铲除了董地、中坝、南开等处的土豪多人，将区长杨焕南家的粮食分给群众，处决了无恶不作的水城民团团副邓某，打死了横行乡里的国民党军队连长龚某。在水城、赫章等县境内攻打区乡政府多处，缴获枪支无数，武装了自己的力量。不久，尹自勇又成功袭击了国民党军护送新兵部队的一个连，收缴了他们全部的装备，释放了所押解的壮丁。在尹自勇的领导下，抗暴除恶活动日益扩大，一直扩展到纳雍。
“齐心会”一时人心大振，在单郎岱、咸宁诸县境，迅速强大起来，不久又发展到两万多人。水城的豪绅坐立不安，惊恐万状，向上峰报告：
“不特地方团队不敢撄其锋，即大军屡次进剿，未损其毫发”，
“邻封各县匪徒皆奉该匪为渠魁，萑苻坐啸，闻声而集者动以千数计”。
却说欧阳崇庭要完成任务，真正把宋老拜部改造为红军，谈何容易。说土一点，宋老拜部以前就是典型的土匪，专门干些打家劫舍、绑票勒赎的事情。不过，匪有匪道，土匪也不都是杀人不眨眼。宋老拜独树一帜，一边招兵买马，一边在过茨鸡场、代家包、高石坎一带打劫富户，并与地方官吏角逐。他待人随和、仗义，不骚扰贫穷百姓。买东西或叫农民做饭给弟兄伙吃，照例付钱。对进入过茨鸡场做买卖的人，也加以保护。常宣称：“在我的地盘上失落的东西，由我负责赔偿”。因而每逢赶集，邻乡商贩可以放心地在这块土地上经营。
带兵打仗，必须有良好军事技能。欧阳崇庭首先对宋老拜的队伍进行正规化军事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严酷训练后，战士们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也显著增强了。接着，欧阳崇庭把改造的重点放在纪律上，他积极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针对性地为宋老拜部制定了三大“军纪”：
1、商人资本不超过小洋元者，不准打；
2、作战时，对方不还击，不伤害对方；
3、优待俘虏。
立了“军纪”还要抓落实。一次，欧阳崇庭来到宋老拜部的山寨“蜂王屯”视察，一边熟悉情况，一边寻机对这支绿林武装进行改造。“蜂王屯”是一座孤峰，高56米，三面绝壁，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蜂王屯”周围10里，村舍皆住有宋老拜的弟兄同伙，平时种地，有事一呼即到，相似于今日“公司加农户”的做法。宋老拜还在安顺、大方、织金、水城等地广设耳目，利用大山和数十里的铁界梁子设置多处落脚点，一有风吹草动便能闪电式行动。使殷实富户均不敢到他的地盘上收取地租；地方当局也不敢到过茨鸡场一带来抓兵派款、收纳捐税。
“蜂王屯”虽然不大，作为战略要地来看布置得有条不紊。
欧阳崇庭在前面视察，宋老拜陪在旁边，指指点点介绍着，这儿布置了陷阱，那里设置了暗哨。走着，看着，欧阳崇庭发现一个坪上有十几个闲人嘟嘟哝哝，还有几个妇女叽叽喳喳，其中一名十五六岁女子寻死觅活，这女子叫刘淑仙。一问，都是绑票勒赎抓来的人质，因家里贫穷无钱赎回。欧阳崇庭动了恻隐之心，便对宋老拜说，我们不能欺侮老百姓，这些穷人都要无条件释放。
自从欧阳崇庭来到寨子，废寝忘食，又是练兵又是抓纪律，队伍越来越像回事。当兵的见到自己还会立正、敬礼，宋老拜心里十分高兴，觉得自己的队伍就是红军了，并常常以红军自居。把欧阳崇庭当成个宝贝，相当敬重，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如今听欧阳崇庭说要无条件放人，立即一挥手“放人——”
一听到放人，几个妇女都争先恐后地往山下奔跑，唯独那个十五六岁女子磨磨蹭蹭的，不愿意走，说回不去了。
宋老拜说，不走，也好，就留下来做杂项活计。
欧阳崇庭说不行的，无条件释放就是要把全部人都放掉。
宋老拜又挥挥手说，不走也得走，马上把她赶下山寨去。
慢点，我来送送她吧。欧阳崇庭也怕她途中出事，便亲自护送刘淑仙回家，顺便到处走走熟悉乡情。一边走边聊，得知这女孩子名叫刘淑仙，是贵州省纳雍县大山深处一个叫以角村的农村姑娘。她说回不去了，是说女人进了土匪窝就不能嫁人了，回家按家规办事也没有活路。说着，刘淑仙就把心里话掏出来，说我的命是你给的，你既然救了我，我愿意以身相许，嫁给你，做你的媳妇，一辈子死心塌地跟着你。否则，要么去寺庙当尼姑，要么死路一条。
刘淑仙又瘦又小，还是个黄毛丫头，话却说得分外明白，有股斩钉截铁的钢劲。
欧阳崇庭有些惊讶，不能说同意也不好一口拒绝，想先把她送回家去再说。走了小半天就到以角村，一家人见刘淑仙突然回来，还带着个男子，十分疑惑。刘淑仙不慌不忙指着欧阳崇庭，说这个人救了我的命，我就嫁了他，是我老公。
刘淑仙离开“蜂王屯”时，得了几块银元路费，这时掏出来。家里贫穷得厉害，老父亲以为是定亲礼，又把欧阳崇庭当作土匪窝里出来的人，哪里敢嫌少，嘴里说着“客气，客气”赶快接过去。
欧阳崇庭听不懂话，多少也听出意思，脸腾地飞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说话解释，欧啦欧啦的，双方也都听不大懂。
见是新女婿上门，长得白白净净，斯文得像个读书人，一家人连忙热情洋溢起来，让座、端茶、上酒，弄饭吃，忙得不亦乐乎。
生米就这样煮成了熟饭。(待续)
此文已刊于《今朝》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龙德）
（文章配图均为索启美术作品。索启，年5月生，陝西西安人，中共党员。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结业于中国国家画院人物画高级研修班。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孔紫工作室画家，中国美协江西分会会员，江西省中国画学会理事。现任教于赣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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