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毋庸置疑，那是相当的重要。虽然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但这次起义并没有打出共产党人自己的旗帜，真正打出自己的旗帜是秋收起义，倘若不是因为朱德将11军溃散的部队收拢（起义胜利后，当时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下属三个军，其中朱德任副军长的第九军就是空壳子，无作战部队），然后把这支部队带上井冈山，从而和毛泽东一起打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我想也不会在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也就是后来的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最近在众弘正好我培训的是八一起义纪念馆和井冈山，所以我收集了一些关于八一起义的一些资料，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八一起义和秋收起义，最终因为毛泽东和朱德会师，联系在了一起，所以熟悉八一起义对于讲好南昌的历史和井冈山的斗争史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值得大家好好看下。
年
4月12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国民党当局，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相对立。同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党的著名领导人先后英勇牺牲。
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国民党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已成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号召全体工人、农民、一切劳动者和一切反对战争的人们，勇敢地向帝国主义表示公开的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勇敢地参加反帝斗争。
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如果革命力量继续动摇妥协，整个革命必然根本失败，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挽救革命，建议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出兵东征讨伐蒋介石。可当时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和共产国际都反对这一建议，主张跟着武汉国民党中央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打倒军事专政。
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的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其中历数蒋介石“反抗中央、自立中央”、“以反共产口号”博帝国主义和军阀欢心，“更不惜屠杀民众”的种种罪行，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介石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此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29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l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反革命叛变。当时，夏斗寅乘武汉大部分军队开往河南北伐，率部由宜昌东下，切断长沙、武昌之间的铁路，并联合刘佐龙、杨森等部队进攻武汉。19日，共产党人叶挺，指挥卫戍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军将叛军击退。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在莫斯科召开第八次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且推动国民政府去支持土地革命，用提拔一批工农领袖参加领导的办法，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一批共产党员、革命工农编成新的军队作为武汉政府的“可靠的近卫军”，以便用来解除不可靠军队的武装；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个指示，实际是幻想依靠武汉的汪精卫等人采取措施来挽救革命。6月1日，中共中央收到这个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当即表示一时无法执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也表示难以实现。6月5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这个指示，第二天又给他一个副本，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之后，汪精卫加紧了反革命步伐，一面密谋与共产党分离，一面准备施行武装镇压革命。
21日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唆使下，湖南国民党反动军官、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其他革命组织，解除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下半月根据党的决定，周恩来离沪赴武汉。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人部(也就是军事部)长。当时，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协助周恩来进行工作。
6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致中国国民党书》。其中提出，当大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军阀代表向国民革命反抗时，国民党要和民权主义的群众结成更密切的关系，“大胆的向反革命进攻。”信中提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满足农民的正当要求；提出镇压马日事变的六项行动。但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公开信把实行土地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身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5月至6月间江西国民党右派朱培德制造遣送共产党人出境事件。首先，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全部政治工作人员人“遣送出境”，接着，又将江西省及南昌市党部中重要共产党人方志敏等22人“遣送出境”；命令江西总工会及农民协会停止活动，并收缴了农民自卫军的武装。6月，发布布告，采取强制手段明令包括朱德同志在内的江西省共产党员限期出境，停止全省工农运动。各地土豪劣绅，乘机捣毁农工团体，惨杀革命干部，使革命陷入严重危机。
10日武汉国民党当局汪精卫、谭延阍、唐生智等在获知共产国际5月下旬给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后，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
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集团，以促成宁汉合作早日实现。
29日武汉国民党当局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名义发布反共训令，胁迫中共中央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并交出枪支。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不仅不加强工人阶级的武装，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反而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国民党。
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在陈独秀主持下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此决议案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表示“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随后，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长和劳工部长的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声明退出国民政府。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让步，加速了武汉国民党当局汪精卫等叛变革命的准备。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联合唐生智反对蒋介石、打击何键以及革命武装和出路的问题。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认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还主张“上山”，并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被停职。
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革命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决心领导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下去。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解放中国；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继续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完全胜利；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的真正联盟；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继续解放农民的斗争；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士兵的利益而斗争。同时发表《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国民党左派杰出代表宋庆龄派代表到会发言，竭力反对分共。但是，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决定“分共”计划。当天，宋庆龄发表声明，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及其所推行的反革命“新政策”。
15日曾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孙中山所确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公开背叛革命，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宁可枉杀干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屠杀政策。随后，汪精卫集团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残遭杀害。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年至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16至1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成为新旧军阀的争夺之地，革命运动难以发展，而广东受革命影响深，工农运动基础好，经济比较发达，又地处沿海，便于取得国际援助，有利于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决定将党所掌握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大队以及湖南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也集中到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与党所掌握的部队一起南下广东，以求发展。并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等到九江，与在第二方面军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的共产党员叶挺一起执行上述决定。此时，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正按照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由湖北东进讨伐蒋介石。其中，第四军、第十一军陆续到达江西九江地区，第二十军也由黄石乘船向九江开进。继而，中共中央指示在九江的同志：“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
16日吴玉章奉中共中央指示由武昌到达九江，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任务是接应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中旬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军事部聂荣臻等人开会，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临时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先到九江，向当地驻军中的共产党人传达中共中央决定，做好准备，等待中央命令。随后，聂荣臻等乘轮船抵达九江，向叶挺传达党中央的决定。聂荣臻等住在叶挺的司令部，向九江驻军中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决定，进行联络工作。
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谈话会，分析形势，研究执行中央的指示。认为张发奎已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第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第三、第六、第九军在南昌的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会后，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与瞿秋白、鲍罗廷等商议（这是共产党人在庐山的第一次会议），瞿秋白等人“完全赞同这项意见”。
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谭平山就计划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征询贺龙的意见，希望贺龙率第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参加起义。他说：“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23日至24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召开第二次九江谈话会。会议决定，在军事方面，“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在政治方面，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会议结果迅速上报中央，以求批准。
24日(或2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发动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东江一带的工农运动，配合起义；并提出共产国际应由汕头接济军火物资。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决定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迅速南下，占领广东，取得通道，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行北伐。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组织领导这次起义。
24日汪精卫同张发奎等密谋策划，决定以张发奎名义，邀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部。第四军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叶剑英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设法约集了叶挺、贺龙和中共党员高语罕、廖乾吾在九江甘棠湖以划船赏景作掩护紧急聚会，商议对策。经过磋商决定：贺龙、叶挺拒不上庐山；不接受张发奎调贺龙、叶挺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乘火车去南昌；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行动。这次紧急聚会，史称“小划子会议”。这次会议对保证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起了重要作用。
24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其中分析了国民党领袖叛变革命的根源，揭露了汪精卫自“中山舰事件”以来叛变革命的真相，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与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和三大政策，表示中国共产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力求革命的最后胜利。
25日至26日叶挺率第二十四师、贺龙率第二十军由九江乘火车次第转移，沿南浔路线迅速开赴南昌。此后，张发奎数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贺、叶二人拒不从命。
26日周恩来由陈赓等陪同，由汉口秘密乘船到九江。随后，周恩来同李立三等召开第三次九江谈话会。周恩来“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会后，周恩来等“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武汉报告中央”。周恩来指示聂荣臻设法将在马迥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汉口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问题的来电。共产国际强调，要慎重行事，如无成功把握，则不可起义，将共产党员撤出第二方面军，派到各地组织领导工农斗争。会议研究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把握，并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坚定起义的决心。
27日周恩来、李立三等到达南昌。周恩来住在花园角2号朱德家里。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并详细讨论了起义的有关问题，决定在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是，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全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朱德为团长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部分学员，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
28日局恩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告以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并征询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刘伯承前往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三益巷，向省委负责人宛希俨、黄道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和对江西省委的要求。之后，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省市党团员活动分子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决定，部署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和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群众团体配合起义军行动。
29日张国焘以党中央代表身份从九江给前委连续发两封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准备。
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坚持提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必须争取张发奎参加才可起义，否则不能举行起义。张国焘的这种主张当即遭到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人的坚决反对和驳斥。周恩来等多数人认为，张发奎深受汪精卫的影响，是不会同意这个起义计划的，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辩。由于张国焘的干扰，30日起义的原定计划被迫推迟。
△贺龙部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叶挺部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分别传达武装起义的决定，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部署。
31日前委继续开会，又辩论几个小时。张国焘以修改宣言为借口，妄图阻挠起义的进行。周恩来对张国焘的无理纠缠，予以驳斥，当即表示：“宣言还是由我来改!”这时张发奎来电，称其“准一日到南昌”。在周恩来等人的力争下，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张国焘被迫“表示服从多数”。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挺代表总指挥部拟定起义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一)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午后，贺龙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名义下达作战命令。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时，第二十军一名战士发现一位副营长偷偷跑到敌总指挥部去了，他立即将此情况向上反映，前委得知这一情况后，认定是出了叛徒，立即决定起义提前2个小时行动。
△贺龙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他们颈上系着红布带，左臂扎着白毛巾，马灯、电筒上贴着红十字。口令是“山河统一”。
8月1日凌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军、第四军一部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凌晨6时，起义军将南昌城内守军余人全部歼灭，占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这时，原定集中到第二方面军执行南下广东以求发展任务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和平江、浏阳两县工农义勇队，仍在向南昌开进途中，未能赶上参加南昌起义。
△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上，叶挺报告起义经过；选举产生了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25人参加的革命政权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7人主席团，通过了革命政纲《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
△1日上午，南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马迥岭，聂荣臻、周士弟等率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3个营和第七十四团1个连计人举行起义，到德安集中，第二天拂晓到达南昌。
△起义胜利后参谋团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和随第二十军行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纪功等参加会议。会议着重讨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决定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日，南昌《民国日报》发表由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合签署的《中央委员宣言》。《宣言》指出，国民党南京和武汉两个政府已成为新军阀的工具，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军阀与政客“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全国同志“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
△中共中央致函中共前敌委员会，令前委抽调兵力往湘南发展，开展斗争。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同时决定由前敌分兵1个团或2个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
2日南昌市军民5万余人在贡院侧体育场集会，庆祝起义胜利，举行革命委员会委员就职典礼。同日，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发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任命革命委员会机关、江西省政府和起义部队的负责人。
△中共前敌委员会对起义部队进行初步整编，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全部起义部队共3万余人。
△武汉国民党当局发布命令，要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督饬所部，赶紧进剿”，要朱培德率第五方面军“严密兜截”，要第四集团军总指挥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围剿”，消灭南昌起义部队。同日，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命令位于赣南和粤北的部队，“防堵歼灭”南昌起义军。
3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中国革命已转向工农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党组织利用秋收季节，以农民协会为中心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夺取乡村政权以至县政权，实行抗税、抗捐、分配土地等，以策应南昌起义，争取在湘、粤两省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大纲》就组织农民秋收暴动、建立乡村和城镇的革命政权、分配土地等问题，规定了6条政策原则。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恐，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致电南京国民党军第一路军、第二路军，要求“通力合作”，“围剿”南昌起义军。蒋介石、汪精卫慌忙分别从南京、武汉、广东等地调集军队，妄图消灭南昌起义军，在南昌面临反革命势力包围的情况下，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按原计划退出南昌，进军广东，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次北伐。
△3日，南昌起义军开始陆续撤离南昌。朱德率第九军教育团，蔡廷锴率第十一军第十师，作为先头部队，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出发前，朱德派人送信给驻防抚州的国民党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杨如轩，希望他拉起队伍参加革命。杨如轩接信后不作答复，但他慑于革命声威，为了保全实力，同时考虑到与朱德多年同窗和袍泽的关系，便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地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通路。之后，朱德率部顺利通过抚州。
4日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撤离南昌，踏上南下征途。
4日至5日中共中央分别致函中共广东省委、湖南省委等，要求“把南昌政变的意义向城市和乡村作极广大的宣传，鼓动农民开始秋收暴动，鼓动工农群众极热烈的响应南昌政变”，以牵制敌军“对南昌的压迫”。
5日中共前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机关和贺龙率领第二十军撤离南昌。一些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返回原地开展工作。
△在南昌起义军左翼行进的第十一军代理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到达进贤李家渡时，驱逐该师的共产党人，率部队脱离起义队伍，转向赣东北归附蒋介石。
6日南昌起义军全部撤离南昌。朱德率起义军先头部队、叶挺率部进抵抚州，受到全城各界群众热烈欢迎。至8日，南昌起义军除蔡廷锴部叛逃外全部相继抵抚州。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休整队伍，停留一周。在此期间，正式组建第九军和第二十军第三师。中共临川县委召开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号召党团员、工人纠察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参加起义军。临川中学多名师生报名参加第九军宣传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在李井泉、萧志戎带领下参加起义军。这支地方武装，在壬田战斗后编入第九军。前委决定到瑞金后改变行军路线，经汀州、上杭取东江。
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参加会议有中央委员、侯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议讨论通过《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会议选举成立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后叛变)、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7人为候补委员。9日，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
△陈毅在随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成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乘船离开武汉抵九江后，经南昌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军。后由前委书记周恩来任命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指导员。
12日南昌起义军经过将近一周时间的休整，离开抚州挥戈南进，经宜黄、广昌，直指瑞金、会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钱大钧部2个师又2个团共人，已从赣州调往瑞金、会昌一带，准备阻击起义军。桂军黄绍竑部10个团也正赶来增援。面对这种局势，南昌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将第二十军第三师拨归执行先遣任务的朱德指挥，准备迎击敌人。
18日南昌起义军到达广昌。由于长途行军，天气炎热，道路难走，给养困难，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多，从南昌带出来的辎重、武器弹药也遗弃不少。此后，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起义军分为两路：叶挺率第十一军为右纵队，经宁都南下壬田、瑞金；贺龙率第二十军为左纵队，走石城向瑞金进军。
22日中共中央致函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做好接应南昌起义军的准备工作，在“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
△南昌起义军右纵队第十一军到达宁都，左纵队第二十军到达石城。此时，钱大钧指挥的2个师一部到达距瑞金三十里之壬田，准备阻击南昌起义军；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率领2个师也从赣州兼程赶来。
25日朱德率第二十军第三师一个前卫营，在壬田同钱大钧部2个团展开激战。为夺路南下，参谋团决定以左纵队第二十军对壬田、瑞金之敌发起进攻，并命令右路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向瑞金急进，协同第二十军进攻瑞金之敌。当日，第二十军击溃壬田之敌。次日，南昌起义军攻占瑞金，歼敌一部，敌余部向会昌溃退。为防集结于会昌的敌人袭击起义军后方，参谋团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歼灭会昌敌军。
28日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到达洛口，与由于都向会昌开进之敌先头部队遭遇。第二十四师以1个营佯装主力牵制敌人，主力向会昌急进，于29日抵达会昌西北郊外。
30日南昌起义军向会昌敌钱大钧部发起总攻击。叶挺指挥第十一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担任主攻，朱德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担任助攻，贺龙指挥第二十军主力为总预备队。由于第二十五师在夜间走错路，主攻方向一时未能打响。守敌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助攻方向，集中大部兵力向第二十军第三师猛扑。第二十五师赶到后，叶挺指挥第十一军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4时攻占会昌城，将敌钱大钧部大部歼灭，残敌余人分向武平、梅县等地逃窜。这是南昌起义军南征途中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
中下旬南昌起义军发布《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指出“这次南昌起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行动”、“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同时，这个文告还义正词严、大义凛然地声讨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反革命派的反动罪行。
26日至9月1日南昌起义领导机关和起义部队在瑞金停留约有一周时间。在此期间，前委多次召开会议，分别对革命政权的性质、起义军旗号、土地革命政策、财政政策及行军计划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作出了一些重要决策。从瑞金开始，许多政策有了重要改变。关于革命政权性质和起义军旗号问题：鉴于武汉、南京国民党集团进一步合流，前委决定，抛弃国民党的旗号，将革命委员会的性质由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改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根据这一决定，革命委员会取消了原本就徒有虚名的国民党员的委员资格，增补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分子为委员；正式取消了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务中的“兼代”名义。关于土地革命政策：确定了没收地主土地不受亩数限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关于财政政策：决定由派款改为征发和没收地主钱粮以供军用。关于南下行军路线：为避免与敌军再战于安远、寻乌，并得以在长汀安置伤员和利用汀江、韩江水道进行运输，决定坚持在临川时确定的方案，转道入闽，由长汀、上杭入东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推荐文章
热点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