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平遥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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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地委调整平遥县领导班子，同时调去五个人，除去三个副书记，还有两个副县长：贾传德、刘运轮。我们五个人都在大灶吃饭。此前县委书记任清海也是在大灶吃饭，为了不让他排队，在灶房设了一个饭桌。
任清海是晋南曲沃人，吃白面长大的，吃不了粗粮，更吃不了红面搅榆皮面的擦圪斗。食堂照顾他吃白面，这引起一些干部职工的不满，认为是搞特殊化。
贾传德、刘运轮先我们早去几天，照任清海的办法，就在灶房内吃饭，我们后去的三个也跟着他们一起吃饭，谁也没有搞特殊，和食堂就餐的人一起吃粗粮。
没过几天，我接到一封信，信中说，你来平遥，群众寄于很大希望。希望你不要搞特殊，脱离群众，群众对你们在灶房吃小灶很有意见，盼你能尽快改正。写信人是常学温。
看了信后我有点不高兴，社会传说平遥人刁，自认为刚来平遥就遇上了刁人。我打听常学温是个什么人？为啥不顾事实，说我搞特殊！打听后获知，常学温是统计局的一个干部，是个老干部，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分配到统计局工作的。此人性格梗直，看不惯歪风邪气。
我想这是一场误会。他不知道我们和大家吃的是一样的饭菜，以为在灶房内搞特殊。给我写信完全是善意。
新的政府机构成立，县委和政府要分开办公。政府街南侧原县二招，已经修缮完毕，县委就迁到那里。一天，常学温同志找到我，毛遂自荐，要当县委食堂的管理员。
他批评县政府食堂办得不好，跑冒滴漏，克扣职工，群众普遍不满。他表示保证把县委食堂办好，让广大职工满意。从我的了解和接触，我认为老常是个诚实可信的人，就与办公室商量，同意将老常从统计局调到县委专管食堂。果然，老常把食堂办得很好，馒头比政府那边大，菜比政府那边质好价廉，县委上灶的干部异口同声，皆都叫好。
后来才知道，老常根本不懂会计，不会算账，就是靠两袖清风，把食堂搞好了。老常听到了赞歌，在平遥改革的大潮中算一个插曲。
从这一插曲中，我发现了一个人才。常学温早年参加抗日战争，浴血奋战，出生入死，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彭绍辉的机要秘书，后任机要科长。一九五五年西北军区推荐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在党史四班，与著名作家苏叔阳、从华东军区入校的朱延年同班。
朱延年哥哥是国民党师长。朱延年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身革命。到了人大，担任党史系总支书记。一九五七年，他提出建议，我国应尽早制定刑法和民法，认为这是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两部法律，这被认为反党言论，打成“右派”。
常学温是党史系总支副书记，在批判朱延年时，本应是党小组长发言，组长有病，由副书记常学温代表两人发言批判。常在发言中称朱延年为同志，说朱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言论。提出制定刑法、民法是正确的。更不应打成“右派”。
当时，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胡锡奎(曾任西北局书记)，递给常学温一个纸条，问你和朱延年是什么关系？常学温在发言中回答说:我和朱延年有四种关系：都是来自部队，是战友关系；都是党的基层组织领导，是组织关系；都是共产党员，是同志关系；都是人大学生，是同学关系。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关系。如果组织认为还有什么关系，由组织决定。就因为这个发言，把常学温也打成“右派”。
毛主席当时决定，大学生中的“右派”“收党票，给粮票”，组织决定把他下放农村改造。常学温说，我就是农村出来的，不要下放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回自己的家乡吧。
在回农村前为了不再株连妻子，又劝说妻子和他离了婚。常学温回到农村，扑倒身子，脏活累活都干，和乡亲们同甘共苦，血肉相亲，得到广大村民的支持，又赢得一个农村姑娘的芳心，重新组织了家庭。
他无怨无悔在农村一直干了十几年，直到七九年平反。常学温早就是我党培养的人才，只是不会看风使舵，出卖良心，被政治运动毁坏成了废材。一个插曲又牵扯出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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