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毛泽东保住了工农革命军的最后一丝火种，但他仍然因为背离当时中共中央的总方针而吃到严厉的处分。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提出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通告》判断，“现在的政局，已经是全国的军阀大混战”，而“中国革命因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暂时胜利，而受着很大的挫折”，至于几次工农暴动失败，则并非是因为反革命的强大，而是因为“我党当地指导机关，中着很深的机会主义的荼毒，不曾去发动群众，大半变成军事投机而致于失败。”
所以，“我党现时的政策是号召工农民众反对军阀的战争，工农民众武装暴动推翻一切种种的统治军阀；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发动群众，实行群众的革命独裁，创造群众的工农革命军，来实行暴动；从抗租抗税的斗争中领导农民自动手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杀戮豪绅，一直到暴动；从工人日常经济斗争中扩大阶级的工会组织，直接的群众行动反对资本家，一直到武装暴动。”
图为漫画十月革命从这份通告的精神中我们不难发现，这几乎就是苏俄革命成功模式的照搬照抄，强调的是要通过这种突发性、群众性武装暴动来夺取全国政权。就像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样，不是通过建立一支强大的苏俄红军来消灭白军然后建立政权，而是通过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突然发动群众，实行工农兵暴动占领政权中枢而取得全俄革命的胜利。至于毛泽东所提出的通过争取正规军建立强大军队，实行武装战争而取得革命胜利的方法，自然就会被打入异端学说了。
已经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是不可能在中国复制的，毕竟中俄两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云泥之别。虽然俄国被称为是“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但是在年的时候，他们的城市人口已经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8%，而中国的城市人口则不到全国总人口的10%。所以，中国的暴动革命道路注定要被打上“盲动”的标签。
图为今日井冈山但是上了井冈山并不意味着前途一片大好。摆在毛泽东面前的至少还有两个严峻的问题没有解决。
首先是“农民党”的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坦诚，“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由于这些农民出身的党员文化程度很低，有些甚至是文盲，所以他们对党的很多理论都不甚了解，“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的。”此外，据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观察，边界党组织的农民党员中，还有一些属于“洪会中人”。所谓“洪会”，也就是中国农村中普遍出现的帮会组织，比如南方的“哥老会”，四川的“袍哥会”，等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当时党组织力量的复杂与薄弱。
不仅是毛泽东，当时的中央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只有在这种积极的斗争中，能够改造我党。锻炼提拔出各级党部工农分子的干部，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的党。”虽然角度不同，中央所提出的斗争指的是“工农武装暴动”，毛泽东所走的道路是“工农武装割据”，但是不得不说，中央的指示还是给了毛泽东很大启发——党的干部需要在实践斗争中锻炼培养。
按照毛泽东的“工农割据理论”，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必要条件，是我们拥有了红军，而战争也是最直接、最残酷的革命实践。所以，通过军队来锤炼党的干部，就成了毛泽东改造党的重要途径。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酃县主持了6名士兵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这其中就有开国上将陈士榘。从此，通过军队锻造党员干部，就成了党的一项最基本的制度。
图为陈士榘上将找到了解决“农民党”问题的方法后，“农民军”的问题又摆在了毛泽东面前。这其实也是全国武装起义中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依靠大革命时代的农军、工人纠察队等群众组织建立而来的武装力量，战斗力是比较堪忧的。这一点在很多文献中都有体现，比如开国上将洪学智回忆他参加红军以后与当地地主武装的反动民团作战的情形是：“我们用的土枪，一枪放过，装不上第二枪，全靠勇敢机智，跑得快，动作灵活”。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经常遇险，一不留神就会被民团围住，跑不掉的就会被杀害。开国上将萧克在回忆农民军的时候提到在井冈山成立的红4军第29团，“是湘南农军，有千把人，枪却不到支，大部分使用的武器是梭镖”“农民军武器不好，但有冲劲儿”，但是经常会“发谣风”——即农民中某种谣言忽然风行，致使部队溃散的现象，“发‘谣风’是因为战争环境下心理紧张造成的，新兵和一些没有经验的军官，对于突然出现的情况，缺乏判断能力，盲目性很大，听到一点动静，就乱作一团，个别人甚至因梦幻而警醒，也会引得许多人丢盔弃甲地乱跑。”
归根结底，这还是因为不容易把农民组织起来，而军队又是对组织力要求极高的存在。所以，毛泽东一时之间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天公作美，年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幸存的朱德、陈毅部在湘南发动起义，占领宜章县城，改组成立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到达江西宁冈，与离开井冈山前来接应湘南起义的毛泽东部会师。朱毛会师后，组成工农革命军第4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全军共1万余人。
图为油画井冈山会师会师后的工农革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其中半数都是前面所提到过的“农民军”，战斗力孱弱，而且不少官兵都是拖儿带女，几乎不能单独执行战斗任务。加上井冈山地区经济条件差，仅靠宁冈一个县根本养不活这1万多人。于是，经湖南特委、4军军委以及湖南各县县委协商，决定把部分农军分批送回湖南，4军只留下4个团的兵力：由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第28团，湖南宜章农军编成第29团，秋收起义余部编成第31团，井冈山原王佐、袁文才部编成第32团。全军共余人，步枪余支，手枪支，冲锋枪6支，重机枪10挺，迫击炮8门。至此，农军在全军的比例大幅下降，部队战斗力显著提高。
至此，毛泽东终于找到解决“农民军”的办法，那就是通过改造正规军成为革命军主力，同时通过这些正规军官来帮带农军。此后，虽然出现了以农军为主的第29团发“谣风”，哗变跑回湖南，但是4军主力并没有受到影响。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对红军的情况有了详细描写，他指出边界红军主要有6个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湖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前三种成分的官兵“只剩下三分之一，湖南的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
也就是说，经过一年多的井冈山斗争，中央提出的工农兵总暴动政策已经事实上难以推行，朱德、毛泽东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红军）也逐渐变换了主要成分，大革命时代的农军、工人纠察队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逐渐被淘汰，他们要么在军事斗争中被消灭，要么在发谣风中溃散，要么被锤炼成职业军人，而逐步正规化的红色军队则成为了坚持和发展红色割据政权的坚强柱石。
当然，这种正规军队究竟能否为中国革命打下一片红色江山还是一个问号。就像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对中国红军的态度：“你们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民众都起来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夺取中心城市的总暴动了。”
不过，军队正规化、职业化必然带来军队独立化倾向。当职业军队的权重不断加重的时候，党与军队的关系也就变得微妙起来，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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