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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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关于“农民散文专辑”
截至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近百分之六十的关口，不过，这个城市化率主要指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实际上，我在另一篇文章里看到了另一种统计，显示现有农村户籍人数过八亿。这虽然是个庞大的数字，但其中与文学写作产生关联的人数，据常理推测，则少得可怜。这其中从事散文写作且已经步入某种自觉状态的作者，更为罕见。
“农民散文专辑”这个名称颇让我踌躇，如何界定？设定了如下几个条件：一是农民身份的拥有者，后城乡二元结构下户籍管理趋于松动的社会现实里，界定农民身份是一件愈发困难的事情。这里的农民身份不仅指向户口本上的划定，还对应着他/她尚保留着一块自己的土地。二是农业劳动的持有者，一年下来，或者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或者在回乡之后会花一段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三是农民仅仅是个社会身份，更重要的是，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者，记录真实生活的冲动溢出了农业劳作的辛苦，而言说的欲望攥住了命运的缰绳，必须举起语言，梳理自身的羽毛，解惑劳动、人事、生活、运命间的秘密关联。现有的社会结构下，在接受教育的层面，农家儿女受限非常明显。因此，在几亿农民中想找出出色的文学作者，必然是困难的。好在康德的头顶上星空的律条面向各个阶层，人们可以得见一些脱颖而出的苗木。此次专辑推出了五篇作品，其中有两篇与春节返乡有关，具体处理上各有侧重。通过汪天钊与茨平的笔墨，读者或许能够明白为何在农历春节前后，这个星球上蔚为壮观的迁徙何以产生并成为景观；孙爱雪的作品触及了乡村日益严重的彩礼问题；至于沈飘的文字，则让我们再次遭遇劳动创造了美的命题；而来自宁夏的马慧娟，则聚焦移民的甘苦，从自我出发，将其间的心理波动外化到不同的文字章节中。
——楚些（散文批评家，本栏目特约主持）
求证还有个家
年关逼近，工厂里浮动着一股情绪。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知道，是这句话在召唤我们这些异乡人。召唤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心事。食堂里，几个员工捧着饭碗围住行政办袁主任。什么时候放假呀？很多工厂都已经放假了。白边街上都看不到什么人了。就我们这还上班。袁主任做出很理解的样子，说，快了，快了，过几天就出放假通知。然后，目光寻向我，做出很无奈的表情。他并不是来寻求理解，我也就淡淡地笑了笑。同桌有几个员工拿出很不屑的表情，说，回去有什么？几间烂屋子看了都心烦。我是不想回去了，往返要烧掉多少钱？家里没什么人，回去一点意思都没有。这几位员工，来自云南贵州。我仿佛记得，他们有好几年没回去了。难道他们不想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是肯定要回去的。老婆是不太愿意回去。她总是说：回去做什么？看那几间烂屋子？我知道她，一是怕花钱，二是不会坐车。一坐上车就呕，回一次家就是受一回刑。可我，总是用花言巧语哄着：你不想去看你爸妈？不想跟你弟妹们聚一聚？我发现你的心有点硬哩。然后，她就妥协了。其实，我也很怕回家。在外面没有混好，感觉对不起生我养我的村庄，拖了村庄的后腿，丢了村庄的脸。就说房子，房子就是村庄的脸面。这些年，村里人比赛似的拼命地做新房，二层三层四层，外墙贴瓷板，装上铝合金窗，有人去镇上做房，有人去县城买房。而我，住的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土屋子。这房子做起来没多久就落伍了。现在夹在中间，更是灰头土脸。不是我敏感，而是，他们总是拿话挑刺：老王呀，什么时候也做起两间来？这时，我便嚅嚅说不出话。他们再说：钱不要存在银行里哩，存在银行里只是数字。这话，好像是化解我的心虚，其实是更具杀伤力的嘲笑。当面都这样，背后，不用想了，肯定是异样的目光，嘲笑的口吻，甚至把我当作反面教材。所以，每次回家，我总是要挨到夜幕降临。夜色是最好的掩护，掩护我偷偷溜进村，溜进屋，样子像极了未得手的小偷，然后，就躲在屋里做老宅男，躲着不去面对他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事实上我的如意算盘是要落空的。怎么躲得掉哟？大过年的，总是有那么多人办酒席，我怎敢不去随礼？大过年的，总有人来门前喊：老王，老王，走，打麻将哟。我敢不应声？那我身上就多了一项罪名：摆臭架子。每年过年，都是一场心理煎熬，受审一样。如果不回去，这一切都可以豁免，又有点羡慕那几个云南贵州的员工。然而，我却不能不回去，硬着头皮也要回去。我给的理由是父母在。长年在外漂泊，只有过年这一次机会，跟父母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让那两间老屋饱满些人气。做儿女的亏欠父母太多了，他们越来越老。而过年，一家人又似乎必须在一起。有一年，老婆说，要不，喊爸妈来这里过年。我试着打电话过去，父亲良久不语，才说，我这么老了。父亲母亲都不会坐车，何况那么老了。过会儿，堂叔打电话过来，他是近乎吼了，春赖子，你太不像话了！我顿觉做了一件丢先人的蠢事。想来父亲，肯定是跟人诉委屈了。别人说地球是村了，在我这儿，地球还是地球，路反而在拉长。从佛山到宁都，没有直达车，不管是坐火车还是班车，都要先坐公交、地铁到广州，广州到赣州，赣州转宁都，到了宁都还有一百三十里路，其中有五里，要靠一双脚来量。从赣州火车站、汽车站到东河车站（东河车站才有到宁都的班车），又要转两路公交（这时会一肚子抱怨，城市规划者是不是有意为难我们这些异乡过路客？）。七百公里路程，别人开小车，八个小时能到，我这七转八转要十八个小时。这大包小包，多难的事呀。我还好，一个大男人，总能扛得住。老婆这一路呕得人都虚脱了，回到家，要歇上两天才能回过神来。最烦躁的还是坐火车，坐了一回再也不想坐了。我平生只坐过一回火车。会坐那一回火车，是被虚幻的美好骗了，想象着列车飞驰，驶向家的方向……可现实是：先要买票。一进广州火车站，我头皮就麻了。怎么有那么多人？人山人海，人头攒动，大包小包，挤来挤去，我不知怎么来用形容词。这些人都是赶着回家的。据说，广州火车站每到春运，一下子能拥来二十多万人。是人流就会有空隙，挤进去！买票的队伍长得没有尽头，移动的速度却比蜗牛爬还慢，不由心下着急，回头望，后面转眼又拉得很长。偏偏，尿意又来了。可我怎敢去上卫生间？只有使劲憋着。那次买票，从早上九点排到下午三点，终于买到了。我还算好，前面几个人得到的是售票员冰冷的声音：没票了，没票了，下一位。他们垂头丧气如同阉割的小公鸡。这泡尿憋得我膀胱快要炸了，赶紧找卫生间。偏偏卫生间不知藏在哪。这一刻，我想说乡下真好。乡下可以随便。上火车是挤上去的。经过检票口后，那些人就发起了冲锋，简直是打枪一样。人着急时的爆发力真是可怕，还个个大包小包的，若是请他们参加奥运跨栏竞跑，再加负重，刘翔恐怕也比不过他们。我带着老婆慌慌张张寻找属于自己那列的进口。都在奋力地挤，你的包卡住我的身，我的肩顶开你的身，大家都不作声，只使蛮力气。多年种田的艰苦锻炼，我有得是蛮力气。我上去了，老婆没跟上来。这真是要老命呀。返回下去是不可能了，我挤到窗口大声地喊。老婆急得快要哭了。我说你到这儿来你到这儿来。先是把行李包拉上来，再拉她人。还好，下面有个女人推了她一把。作为回报，我也把这个好心女人拉了上来。终于上车了，总算松一口气。别得意太早，因为车厢里，人挤人，挤得像没开包的香烟，我的一双脚落不到地了。老婆被挤得涨红着脸。她肯定比我更难受。我心里在喊，快开呀，快开呀。好像火车开动了，难受就会消失似的。汽笛终于拉响了，车轮压在铁轨上传出咣当咣当响，由慢变快。火车跑起来真的是风驰电掣，可难受并没减弱反而加强了。我目光在挣扎中寻找，寻找空隙，企图把自己摆得更舒服一点。可这是徒劳的，却意外地发现了，那些挤火车的人真是太有才了。贪睡支架、鸵鸟枕头、大腿枕、车颈枕，至于随身携带的手推车、小马扎、涂料桶、蛇皮袋、行李箱、大小包包，无不派上用场。有几人，居然靠在他人肩上睡着了。我还看见一个尿急的，居然随身带了尿液收集袋。这些人，肯定是多年挤火车挤出经验来了。哪像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从广州到赣州，走走停停，七个多小时，我又一次超常发挥憋尿的功夫。只是可怜老婆，坐火车也会晕车。也难怪，这车厢里，狐臭、汗臭、脚臭、口臭，各种异味交集在一起强烈得经久不散，有人尖叫有人放屁有人哭泣。她想呕，这人挤人的，怎么能呕呀，只有使劲憋着。她到底有多难受，我体会不到。我只表扬我自己，具有超强的忍耐力。从此我再也不想坐火车了。春节临近，厂里的员工都在讨论买火车票的事情，我装作没听到。坐班车有诸多不便，但这点好，超载抓得严，最起码有个位置，这趟走不了，无非等下一趟。他们说，老王，现在买火车票不用去排队了。这点我知道，手机电脑上都可以抢票，但我还是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岁月是把杀猪刀，人的脸皮是可练厚的。比如说，现在的我，脸皮就足够厚了，不像以前，自卑用脆弱的自尊包裹起来。回到家里，叼支烟，敢大摇大摆走出去，骑上摩托车，去街上，置办些年货。过年嘛，总要像过年的样子，打扫卫生、贴春联、放鞭炮、穿上新衣裳，给晚辈包压岁钱，装出很高兴的样子。有时也会在村里走动，碰上人，散上一支烟，问声好，恭喜发财。走到下屋，我看见了番薯仔两公婆。番薯仔拿把锄头在清理雨檐沟。他老婆拿把生锈的柴刀在奋力地砍门前的杂草。杂草枯黄，却比她人还高。她奋力的样子分明是装了一肚子气，不知是生杂草的气还是生她自己的气。番薯仔也像我一样，在外混得诸般不如意。他两口子好像有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对了，是自从他父母过世后就没回来过。我想起那几个贵州云南员工，他们说，回去有什么，几间烂屋子。可能，他们的父母也是过世了。我猛然想到，如果我父母百年之后，我还会回来吗？我散了一支烟过去，说，回来了。番薯仔说，一回来就心烦，你看这些杂草，这些污泥，这满屋的灰尘，没有两天时间都搞不好卫生。我跑进屋里一看，尘垢、蜘蛛网、老鼠屎，还有一股浓浓的霉烂气味，的确是个大工程。他老婆说，我说了不回来，他偏偏说要回来。回来有什么意思哟。番薯仔说，叫花子都有个年节，要是老是不回来，我怕把这个家都丢了。老王，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要是把家都丢了，那就什么都没了。我是这样想，过年回来，最起码证明，这儿还有个家。最起码证明，这儿还有个家。证明，证明，我默默地念着这两个字。未来下落不明，二十年前，我背着背包走出村庄时，就预见了今生。走之前下了一场大雨，我扛把锄头去田间看水，看见洪水漫过池塘。池塘中的浮萍，从缺口中，被洪水裹挟冲出去，从此就不能自已了。打工这二十年时间，深圳、东莞、上海、绍兴、泉州、厦门、广州、中山、珠海、佛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漂泊；工地上推砖、码头上扛包、广场上练摊、菜市上开小店，保安、酒店服务生、超市销售员、生产普工、推销保险、做快递、业务员、司机，在五金厂、电子厂、制衣厂、饲料厂，做过的职业自己都数不清，却没有一个职业能长久做下去。无法停顿的生活，就是一朵浮萍。浮萍虽说有根，但那根不是扎在泥土上，而是随水漂流，沿途所有的地方，我只是一个过客。有段时间，我时常陷入恍惚中。在繁华热闹的街市上走着走着，会突然停下来，神智凝呆地立在那儿，仿佛是进入漫长的思考，其实是什么都没想，就这么呆呆的。坐在电脑前，方才还是文思如潮涌，突然间短路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正在干某一件活，推斗车或者是挖土方，干着干着就停下来，忘记自己在干什么，直到工友连喊我几声，才知道自己走神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老是会走神，是番薯仔点醒了我，是担心将来没有家呀。年轻时没这种感觉，是觉得未来还很长，一切皆有可能。可二十多年的打拼奔波，未能在城市中谋得片瓦寸地，一直是一个借居者的身份。年过五十了，未来，我心我身将在哪里安放？恐慌、焦虑在现实中一天天生长。或许有人会跟我说，老王，你不用担心呀，城市你没有片瓦寸地，乡村你还有两间老屋呀。是的，我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每年过年回家，其实就是证明，雩山深处那个陂下村的小村庄，那儿就是你的老家，也是你将来的家。然而。昔日，明知一脚离开，未来将是下落不明，却依然那么义无反顾，是因为，村庄四周的高山，挡住了我眺望远方的视线；贫瘠的土地，种不出富裕的生活。昔日义无反顾地逃离，今后又要返回，心有多么的不甘。我实在是不愿再返回。可不返回，我就没有家了。这就是我恐慌焦虑的根源。年岁增长，现实一步步逼我就范，我的目光，只有盯在那两间土房子上。也曾想过，再打两年工，就回陂下村种田算了。可是，那少得可怜的贫瘠土地，无法获得生活保障，更别提富足与尊严了。村庄里虽有两间土房子，但生活，仅有房子是不够的。我一点都不想回到村庄。现在还有点牵挂，是因父母健在。如果父母走了，村庄是否会与我一刀两断呢？我的担心一点都不多余，村里虽建了不少新房，但那都是空的。越来越多的人抛弃村庄。老屋倒塌，田地荒芜，这一切的迹象，都在显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我时时担心，某一天回到村庄时，村庄已经消失了。村庄消失了。还会有我的家吗？我突然明白，村里一些人，明知自己将来有可能不会回到村庄，即使自己会回，儿女也不会回，依然倾其全力在村庄里盖房子，就是焦虑恐慌，害怕失去家园，企图用房子钉钉子一样在这儿钉个记号。房子毕竟是立体的、质感的，可触摸感知它的坚实。失去家园的人是很可怜的，就像孤魂野鬼一样被抛弃在荒野。失去家园的人，失去了人生应有的安定感。异乡谋生，劳苦奔波，今不知明，伤痕累累，多么需要一个家。番薯仔说得没错，过年了，不辞劳苦急切地回家，是在用行动求证，求证自己还有个家。想到这，我就想，如果没有过年这个习俗，我们就找不到回家的理由。没有回家的理由，家就会慢慢地遗忘掉，直至消失。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感谢过年！
茨平
江西宁都人，打工种田间断间续。年开始写作。作品散见《星火》《作品》《西部》《广州文艺》《散文》《文学报》《野草》《山西文学》《文学港》《牡丹》等报刊。
题图：周斌绝版木刻《晨光》82.4cm×75.4cm
刊于《黄河文学》年第5期
主编
郭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