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动的年份，三次走进中央红军活动地：古田、沙洲、文家市-瑞金-于都-兴安-恭城。在“旧址+”“纪念馆+”“纪念园+”中瞻仰了中央红军的磅礴历史，在“文家市”、“恭城”的生死攸关故事里，毛泽东雄辩、果敢的智慧挽救红军，挽救党的情节植入灵魂。
从的文家市决策到的恭城决策，发生在两地的不同历史，诠释的是一个人——毛泽东的雄韬伟略。八年首尾，史实竟惊人雷同——
从文家市到恭城一个环境：书院；
从文家市到恭城一个目的：谋路；
从文家市到恭城一个场面：争论；
从文家市到恭城一个举动：转兵；
从文家市到恭城一个结局：制胜。
从“文家市”到“恭城”，从“市”而“城”，一个奇妙的关联，一种智慧的传承。
秋收起义：证伪“苏联经验”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西江月·秋收起义》把秋收起义刻进了历史的丰碑……
秋收起义家喻户晓，浏阳河家喻户晓。但在秋收起义中有乾坤作用的文家市却知者甚少，它那尊崇的历史地位就少有人挂怀了……
冬日的文家市有些萧瑟。但屹立镇区的“秋收起义纪念园、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里仁学校、秋收起义纪念馆”却人头攒动……
南昌起义失败后，年7月12日中共临时中央确立了中国革命道路：学习苏联革命经验——“城市包围农村”路线。“八七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将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作出“秋收起义，攻占长沙”和“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决定。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9月9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第一面红旗诞生。至11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三个团分别发动修水起义、安源起义、铜鼓起义。随后从修水、安源、铜鼓进攻长沙。到16日7天时间里，由于叛徒出卖和国民党军的强力“堵剿”，起义军行动受挫，进占长沙困难重重。若再强行进攻长沙只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危险。
起义到此，毛泽东上坪会议决定放弃攻占长沙计划，命令部队向文家市集结。
文家市决策：“上山去”创新道路
秋收起义是失败的，证伪了“苏联经验”——“城市包围农村，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在国民党完备的政权系统和强大的军力前，靠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占领城市，夺取政权在中国行不通，只有另辟蹊径，革命才有出路。
毛泽东敏锐的及时的发现了这个事实。
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大成殿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部队前委会议。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卢德铭，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第一团代理团长陈浩，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出席会议，第三团团部支部书记彭商人等营以上干部列席会议，共同讨论部队的去向问题。
会议一开始围绕“全军进军的方向”就形成了两种决然对立的观点——
“取浏阳直攻长沙”，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这是师长余酒度为代表的观点，坚定不移执行进攻长沙计划。
反对再打长沙，“上山去”，将部队转向敌人势力薄弱的山区和农村，这是毛泽东为代表决然的态度，放弃进攻长沙计划。
苏先骏说：“革命了半天，却革到山上做‘山大王’，这叫什么革命?”
两个派系围绕“攻长沙”“上山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总指挥卢德铭的支持下“上山去”获得通过——从而开启了全新的中国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20日早晨，在里仁学校操场，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不打长沙、转兵向南”“上山去”的决定。
而后，“三湾改编”提出了将“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原则，“水口建党”将“党指挥枪”落到了实处，“引兵井冈”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从此，罗霄山脉载入了中国史册，中国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诞生。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方向。
瑞金岁月：“农村论”“城市论”之争
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齐名。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秋收起义开启了新道路，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是失败的，而文家市决策为革命带来新生，为毛泽东此后跌宕人生埋下伏笔。
“上山去”是毛泽东同“左倾”抗争的先声——“农村中心论”，由此让苏联经验——“城市中心论”的推行者们大动肝火，认为“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上山”是“临阵脱逃”。随后，毛泽东被临时中央“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有说“被开除党籍”。
年4月，毛泽东、朱德组建红四军，即朱毛红四军。随后，贺龙红四军、张国焘红四军先后成立。它们是红军三个方面军的源头。
瑞金的街头，红星煦煦。叶坪旧址，庄严肃穆。
年1月，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活动。由于“上山去”思想的影响，在红四军内部大争论中毛泽东备受排挤。以中央代表刘安恭为代表的“苏联经验”派们说毛泽东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是“少数派”。于是，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龙岩会议）上，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会后，陈毅以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身份去上海临时中央汇报情况。9月28日，陈毅带回“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毛泽东请回红四军。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了长汀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召开，确立了“政治建军”、“思想建军”路线，毛泽东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随后，年6月临时中央在长汀成立了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一方面军）。
年2月9日，红一方面军进驻瑞金。4月，中央代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受王明指派也抵达瑞金。
瑞金时代，“农村中心论”与“城市中心论”的博弈日趋白热化。从苏联回来的临时中央实际负责人王明讥讽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任弼时“三人团”率先发难，说毛泽东犯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而在第一届红苏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年10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讨论和确定了第四次反“围剿”方针。26日，任弼时“三人团”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爆发。
从井冈山始，到瑞金时代（年至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军事上虽然“三起三落”，但他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采用“诱敌深入”、“运动战”、“歼灭战”的“游击战法”带领中央红军击退了国民党军四次“围剿”，捍卫了中央苏区。
恭城决策：转兵贵州诞新机
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任弼时“三人团”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说毛泽东“顽固对抗中央”，撤掉了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离开了党权、军权和行政权的中心。
这样，“阵地战”完全替代了“运动战”。4月10-27日广昌决战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向共产国际请示。6月25日，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7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和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10月初，国民党军进攻占领了中央苏区兴国、宁都、石城一线，打破“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长征。10日晚，中央红军共8.6万余人，分别从江西瑞金，福建宁化、长汀出发，向于都秘密集结，欲按红六军团西征路线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17日，中央红军从于都南渡贡水长征。
贡水穿于都县城而过，长征渡口浮桥在粼粼水色中微微漾动，渡口两则高楼充栋，昔日场景已淹进城市的繁华里。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屹立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馆、园、碑与贡水共同守护着英雄的魂灵。园中，长征一号火箭模型欲冲天远行，长征书卷徐徐展开。
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去湘西的意图被国民党侦知，于是分别在江西赣县王母渡—信丰—安远安西即信丰河(桃江)、湖南汝城天马山—广东仁化城口、郴县良田—宜章-乐昌、广西兴安—全州湘江段、湖南芷江—靖州—黔阳—洪江设下了五道封锁线，欲歼灭中央红军，阻止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
10月21日至11月15日，中央红军沿五岭山脉的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接连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向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挺进。这时，蒋介石令国民党军“追剿”，令粤军、桂军“堵截”，企图在湘江以东“围歼”中央红军。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兴安、全州之间的屏山、大坪、凤凰嘴、界首渡口西渡湘江。27日—12月1日5天时间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血战新圩、直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后渡过湘江，军力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呜嚎，界首涕零。
如今，为了缅怀血战湘江的勇士，广西全州建起了“湘江战役纪念馆，”兴安建起了“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先人热血照今秋，追忆英豪誓不休。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迅速在湖南芷江—靖州—黔阳—洪江一线设立第五道封锁线，重兵以待北上的中央红军。
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恭城。
恭城现县溪，通道老县城。通道转兵纪念馆和通道会议旧址恭城书院屹立在通道转兵纪念广场的坡头。恭城书院内通道会议复原场景李德的席位是空的；原状陈列上李德的椅子向左倾斜。可以想象李德当时怒发冲冠的模样。
12日，中革军委在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通道会议），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出席，毛泽东应邀列席。6人围绕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发生了激烈争论。
李德、博古决意按原定计划即按红六军团路线继续向湘西进军，欲在湘鄂川黔边创建新苏区。
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北上湘西计划改向贵州，去四川与红四军团会合。
在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李德愤怒离席。但湘西计划不变。
中革军委下达“万万火急”即《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电令中央红军向黎平进军，寻机北上湘西。
13日，在《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红二、六军团挥师常德策应。
随后，黎平、遵义、扎西、沟坝会议相继召开，毛泽东从后台一步步走向前台。黎平会议放弃湘西计划，向黔北进军；猴场会议坚定北渡乌江，进军遵义；遵义会议取消李德“三人团”，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终结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扎西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长征三人团”，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落到实处。
至此，从通道会议到沟坝会议，毛泽东用战斗业绩确立和巩固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所向披靡，一路长征到延安，最后走向抗日救亡前线，解放中国。
黎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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