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决定命运。
井冈山，罗霄山脉中段曾经的偏僻山区，因为年10月世纪伟人率领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来到这里，从此名扬天下。90多年前，毛泽东在艰难中来到井冈山立下了革命的根，名不见经传的井冈山因为毛泽东才有了精神的魂。从此，中国历史的地图有了新的标识，中华民族的精神崛起了新的巅峰，革命的星火从这座山开始，势不可挡地燎原全国。那么，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毛泽东是如何选择了井冈山？为什么选择井冈山？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的关键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在寻路的过程之中，既有茫无目标的盲动、冒险，又有在黑暗中依稀抓住一点星火的探索、思考；既有迷茫，波折，又有分歧、争论。是毛泽东，在特殊的革命形势之中，寻找一条革命重心从城市走向农村的道路，从年9月9日秋收起义到9月29日三湾改编，他艰难寻找了20天。这条路的指引，源于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思想——“武装夺取政权”，所谓“霹雳一声暴动”，指的就是共产党人从握笔杆子到握枪杆子的觉醒。这也使得许多对国民党左派抱有幻想的共产党人觉醒：笔杆子重要，枪杆子更重要，没有军事实力，就不可能取得政权。
9月9日至11日，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三地出发，开始在各地破坏铁路，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军进入湖南境内，汇同平、浏农军，准备会攻长沙。但三路进攻均不顺利。9月9日，驻扎修水的第一团起义，因处于侧翼的临时收编的第四团邱国轩部队临时倒戈，抢夺了军需辎重，打乱了军事部署，第一团损失惨重。9月10日，驻扎在安源的第二团起义。第二团虽然攻下醴陵、浏阳，由于轻敌，疏于防范，后来遭国民党军重兵反攻，第二团几乎全军覆灭。9月11日，毛泽东领导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取得白沙镇首捷，但部队缺乏训练，遇到唐生智两个团的反扑，战斗连连失利。后按前委的指示，第三团于19日先期到达文家市，第一团、安源工人爆破队和第二团的一小部分队伍也先后到达文家市。9月11日到19日，不到10天，人的起义部队锐减到多人。
起义失败后，部队往哪里去？
9月19日晚，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前委委员和师团主要负责人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着“攻”与“退”的问题展开讨论，出现了不同意见。
毛泽东提出退往湘南的动议，并提出了往湘南的理由，大意是：一、湘南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毛泽东曾到湘南考察，对湘南的情况比较熟悉；二、湘南靠近广东潮汕，可以设法与南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加强武装力量，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三、符合中央和湖南省委的精神，因为在秋收起义前，中央和湖南省委就有在湘南“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现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的意见，部队到湘南即可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余洒度、苏先骏反对上述意见，仍主张按原计划“取浏阳直攻长沙”。在这关键时刻，卢德铭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前委“议决退往湘南”。
卢德铭这一表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是当时军中最高领导人，而且这支部队是他一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在部队中最具威望。官兵仍是以服从最高长官为前提，余洒度等也得听他的，当时还没有对党领导军队的基本认识。如果当时卢德铭没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出现“文家市转兵”吗？如果继续去攻打长沙，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但卢德铭对毛泽东支持的历史意义，今天看来怎么讲也不为过。所以，当时前委会议具体讨论退往湘南时，先做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定。
文家市转兵是湘赣边秋收暴动放弃进攻长沙、向农村转移的开始。向农村转兵是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做出的决策。
就在文家市前委会议的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体指战员宣布前委关于行动方向的决定。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写怀念父亲的回忆录里，记述了父亲12岁时见证的这一历史时刻：20日清晨，父亲看见，一个面容清秀、长发掩耳，上身穿着一件白色土布褂子的高个子走到队伍前，声调高亢地说：这次秋收起义我们打了几个败仗，这不要紧，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还留有队伍。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革命总是要发展的，总是要胜利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这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
毛泽东在里仁学校的讲话，犹如在黑暗中射出的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全体指战员的心灵之窗，使大家豁然开朗。那种因严重受挫造成的沮丧和灰暗的气氛，一扫而光，大家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火炬。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精神抖擞地举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旗离开了文家市，沿着湘赣边界山区南下，去寻找革命新的落脚点。
9月22日，部队进入萍乡芦溪镇。因部队鞍马劳顿，疏于警戒，在23日清晨突然遇到袭击时，部队被迫仓促应战。混战中，许多参军不久的农民战士四处逃散，部队有被打垮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总指挥卢德铭挺身而出，将生死置之度外，亲自率领一个连折向队伍的尾部，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卢德铭的牺牲，是一个惨重的损失。毛泽东听到噩耗后，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铭！还我总指挥！”
9月24日，在冲破敌人的伏击后，工农革命军一路辗转进入到江西省莲花县境内，与莲花县委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等接上了头。莲花地处赣西，革命基础好，不仅有农民自卫军贺国庆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莲花一支枪”，而且日后走出了“将军农民”甘祖昌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
中央有规定，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到了哪个省，就得与哪个省委取得联系。工农革命军进入江西，已经引起中共江西省委的注意。就在毛泽东攻下莲花县城的时候，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给工农革命军送来秘信，让毛泽东的目光投向了井冈山。送信人是当时在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任文书的宋任穷，据他回忆，信中指示革命军可以退到赣西去，说“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可以安顿下来。这条信息就如同流星般地划亮历史天空，也给革命队伍带来了光明。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来到三湾村。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的厅堂里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会议果断决定：对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进行编制调整，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健全部队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整编。
三湾改编在当时可能只是一次极为普通的鼓舞士气的修整，但却对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建党建军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它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原则，成为党对人民军队领导的源头。正如年5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上井冈山的途中，车子经过三湾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感慨地说：“年这段路，我们走了两三天，才到达三湾，在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军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这次“新生”是一批历史的英雄人物造成的。历史上的英雄就在于为信仰和真理而敢于牺牲自己。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人民英雄，需要理想信念。毛泽东“寻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身上流淌着英雄的热血，坚守着朴素而崇高的信仰。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敌人和面对内部复杂的残酷斗争，一场斗争决定生死存亡，一场斗争影响何去何从，在历史没有揭晓正确答案之前，都会觉得自己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理，有时候真理的确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使得革命的探索之路愈发困难重重。毛泽东面对的困难非常人所想，因为他更愿意辩证地看问题，而不愿照本宣科，不愿照搬照抄，即使有人懂得再多的革命理论，也不能代表可以挽救中国的命运，而只有通过实践、学习和思考，才能寻找和开拓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救国之路。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即毛泽东思想也从此萌芽，在历史的原野中开始扎根，并指引着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进入莲花、永新之后，部队发现，尾随追击的国民党正规军突然不见了。此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国共之间的斗争，党内路线和路线之间的矛盾，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矛盾等等，在矛盾中毛泽东赢得一个空间。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之时，毛泽东抓住这个机遇，立稳革命的脚跟。蒋介石日后回念此事，时常后悔没有派部队一鼓作气“剿灭共匪”，以至于毛泽东日渐做大。但是这种后悔却忘掉了一个根本：共产党、毛泽东代表的是民心向背。
三湾改编后，从10月7日茅坪安家到10月27日进驻茨坪，毛泽东一直在寻找部队最终的落脚点，他找到的这个点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就是井冈山。
从永新三湾到宁冈茅坪，虽然暂时摆脱了国民党正规军的“追剿”，但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依然走得跌宕起伏，险象环生，遭遇方向、信念、体能、智慧的巨大考验。
方向的考验。来到三湾，迫近茅坪，已到井冈山的山门。毛泽东是不是一开始就准备选择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答案是未必。他仍然希望能够按中央既定计划在湘南建立根据地，并与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余部汇合。但在继续南进过程中，毛泽东在江西遂川县大汾遇袭，遭遇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险些全军覆没。
信念和体能的考验。遭受灭顶之灾的毛泽东败走黄坳，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几乎走投无路的境况下，凭着达观和信念，以非凡之力聚拢了部队，鼓舞了士气，凝聚了军心，带着几十人的队伍翻山越岭，如同飞将军一般，在一天之内连续攀过陕西岭、荆竹山几座海拔上千米的奇峰险隘，蹚过小溪洞、朱砂河几条喧腾湍急的谷壑溪流，挑战了体能的极限，在绝境之处走上了井冈山。
智慧的考验。如何打消“山大王”袁文才、王佐部队的疑虑？如何让山民百姓接纳这支外来武装？毛泽东凭其超人的胆略和其豁达的领袖魅力，让袁、王这些绿林好汉折服；凭着秋毫无犯的军规铁律，让当地百姓拥戴，体现出一代伟人的大智慧。
可以说，毛泽东寻找部队落脚地，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井冈山，是历史的航船在这里遇到激流暗礁，激荡起了一个回旋，毛泽东在左冲右突中，绕着井冈山打了一个大弯，审时度势顺势上了井冈山。毛泽东没有在湘南实现“上山”构想，却在井冈山实现了他的雄韬伟略。这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就在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戏剧般粘连之中，毛泽东寻找根据地又走了20天，走的是如此的大起大落、悲喜交加和绝境逢生。
9月29日至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在三湾进行了改编，但并没有完全脱离险境。此时，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信，提出了在宁冈安置伤病员和解决辎重问题的要求。
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这支部队是有戒心的。袁文才安排龙超清一行三人到三湾与毛泽东接头。10月3日，工农革命军离开三湾村，进抵宁冈古城，与袁文才的代表会面。当晚，毛泽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会上，袁文才的代表转达了袁文才的意见：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不希望工农革命军留下，请革命军“另择高山”。毛泽东见状，立即向袁文才的代表晓以大义，陈述利弊，取得龙超清等人的帮助，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会议决定：医院和留守处，并确定对袁王两支地方武装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
为了进一步说服袁文才本人，得到“山大王”亲口应允部队进山，毛泽东决定会面袁文才。袁文才起初担心毛泽东吃掉他，安排在茅坪外的荷花乡大仓村林风和家的吊脚楼上会谈，并在周围布置了“刀斧手”，谨防不测。10月6日，毛泽东只带几个人前往，没有卫队。毛泽东向袁文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说明了工农革命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意图和打算；并且赞扬袁文才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保存了革命的枪支和部队，希望他今后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最后，毛泽东表示，为了增加井冈山的防卫力量，决定赠送多条枪给袁文才部。袁文才完全没有想到，毛泽东以诚待人，不仅没有缴他们枪的意思，反而一下就送给他们多条枪。在“有枪就是王”的年代，这多条枪是何等的珍贵。这使袁文才非常感动，立刻拿出0块银元赠送工农革命军，并表示要积极帮助筹备军粮和安置伤病员，并答应做山上王佐的工作。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向茅坪进发。袁文才部及茅坪群众以当地传统的最高礼节——拦路宰猪迎接革命军的到来。戏班子敲响锣鼓，吹起唢呐，鞭炮高高燃起。这一切都使工农革命军指战员颇受感动，有的还高兴地流了眼泪，真像是回到家了一样亲切。
毛泽医院和统管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机炮连等后勤单位的后方留守处。进驻茅坪，这算是毛泽东率领革命队伍找到的一个落脚点。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同志说：“现在我们有了家，就不要乱跑了，我们要在这里发家。”
据宁冈苏区干部苏兰春会议，毛泽东对袁文才说，听说八一起义部队已下广东，他准备去韶关找贺龙、叶挺的部队，留下的部队交给袁文才带。袁文才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今炎陵县）、茶陵、遂川一带打土豪。毛委员听了十分高兴，就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带领部队去湘南。
年10月12日，当茅坪安家后轻装上阵的秋收部队到达酃县十都时，毛泽东一方面派留法归国的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往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工农革命军的情况，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同时打听南昌起义余部的下落。另一方面，原师长余洒度、原团长苏先骏等旧军官与毛泽东矛盾总爆发，最后摊牌出走，引发了毛泽东加强队伍建设的紧迫感，思考着如何发展新党员，充实党的基层组织中间力量。
10月15日晚上，在酃县水口叶家祠的后厅小阁楼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了陈士榘、赖毅、欧阳健、李恒等全团第一批6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
年5月24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回忆起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景，对陪同人员张平化、汪东兴、王卓超等人说：“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是水口的事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水口建党活动，是落实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的具体实践，是我军历史上重要的建党活动。
革命战争年代要在一个地方立足，一是需要党的基层组织，二是需要群众基础。经过水口建党，旨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农革命军从水口到遂川大汾初来乍到，缺乏的就是群众基础。
遂川大汾地处湘赣边界，是江西、湖南、广东三省边界贸易的重镇。毛泽东原计划进军湘南，但在水口驻扎时发现国民党军主力，力量强大，于是避其锋芒，拐道来到位于井冈山南麓的遂川大汾，准备休整补充给养。湖南军阀看到革命军离开自己的辖区，于是不再追击，革命军由此摆脱了敌人。恰恰在国民党没有正规军追击的时候，放松了警惕，扎营时没有护卫，刚来陌生之地，又没有群众通风报信。一位如山猴一般阴冷狡猾、如饿虎一般残暴彪悍的对手，抓住了革命军这个弱点，掌握了信息，对工农革命军进行袭击。毛泽东遇到的这位对手，就是遂川县反动武装头目、靖卫团团总肖家璧。肖家璧极端仇恨工农革命，他的野心是占据遂川，控制井冈南麓，因此对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大为戒备。10月22日，工农革命军刚刚在大汾住下，肖家璧便扬言，不准革命军驻扎，如果不走，便拔刀相见。对于这种威胁，从大革命血泊中走出来的革命军早已司空见惯，何况自己还有数百条枪，没有把肖家璧的民团放在眼里，照常派岗、宿营。没想到肖家璧率三四百靖卫团丁突然袭击大汾，革命军因鞍马远征，十分疲劳，加上人生地疏，仓促应战，难以抵挡敌人的进攻。见战局不利，毛泽东果断下令撤退。然而这时，张子清的三营却不知哪里去了。此刻，毛泽东身边只剩下30多人，可以说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最惨的。纵观毛泽东一生的军事生涯，有过秋收起义失败后的边走边打，有过游走赣南的大柏地绝地反击，有过长征中的负重攀登，有过解放战争初期弃守延安，虽然有过失败，但从来没有像在大汾遇袭一样惨败，部队险些遭受灭顶之灾，而且他的对手，居然是摆不上台面的地方民团武装。
10月23日下午约两三点钟，毛泽东率领团部、特务连等30余人退到黄坳，大家十分狼狈，没精打采地散坐在一块稻田里，愁眼相对。这时，毛泽东毅然站了起来，在田埂上做了即兴讲话，说我们虽然失败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只要我们部队还在，就不用怕。他挺直身子，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毛泽东镇定、坚强的精神，顿时感染了战士们。30多个战士纷纷提枪入列，接着，后面的队伍也赶了上来。
这就是后人总结的“排头兵的故事”。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是能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逼于后而心不惊；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能够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伟人。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在关键时刻，领导人的决心和意志就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领导人的素质与信念就是乘风破浪的掌舵和航标，领导人的言行能够将濒临崩溃的队伍重新树立起山岳一般的信仰。
队伍行进在崎岖上山路途中，一位饥饿难忍的战士，刨了地里一块红薯。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居然引发了我军历史上著名军规——“三大纪律”的诞生。
23日晚，工农革命军抵达荆竹山。在荆竹山，毛泽东遇见了王佐部队的“探水队”（即侦察队）队长朱诗柳。在朱诗柳的热情安排下，工农革命军夜宿荆竹山。
毛泽东深知：绿林好汉讲义气和诚信。与朱诗柳一见面，毛泽东便主动和他交朋友。当晚两人同床而卧，彻夜长谈。在交谈中，毛泽东把共产党的宗旨任务，和革命队伍一路走来艰难上山的情况，一一告知，而且了解到王佐由于多次上过反动民团的当，疑心很重，事事小心，处处警惕。经过彻夜长谈，一夜思索，毛泽东明白，部队要在这片山麓扎下根，避免再次遭受大汾劫难，必须与当地群众搞好关系。他决定立即给这支队伍立个规矩。
据陈士榘上将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中回忆：第二天早晨，部队在村边大路边集合，天气很好，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24日当天，工农革命军在朱诗柳的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经双马石来到大井村，受到王佐所部的热烈欢迎。王佐腾出大井的新屋场营房让部队住宿。这天，王佐还差人杀了四头肥猪，大摆宴席，热情款待工农革命军将士。席间，王佐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发展史。
毛泽东对王佐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他能在革命低潮时保存60支枪深为赞赏。毛泽东当即决定赠送70支枪给王佐，请他派人到茅坪找余贲民提取。王佐闻讯大喜，亦当场表示赠送担稻谷接济工农革命军。
在王佐的诚意邀请下，工农革命军于10月27日进驻比大井更为广阔的地方，王佐的司令部驻地——茨坪。
至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40多天的转战奔波，行程千里，终于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之巅。
我们今天如何理解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到引兵井冈的寻路历程？还是要从他年重上井冈山的谈话中寻找答案。毛泽东有一句话是耐人寻味的：“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井冈山革命斗争为代表的在农村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今天。也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说的那样：“大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就把“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给说透彻了。
历史证明，选择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革命力量的英明决策，是中国共产党接受血的教训探索新路的成功尝试，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实践。从此，在井冈山上高扬的革命红旗，逐步漫卷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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