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及苏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是怎样的呢？
红军的经费来源多样化。并不仅仅依靠红军小部队打土豪和军事缴获，大部队红军和稳固的红色根据地，主要还是要依靠税收。
苏维埃政权也把当地出产的一些特殊物资运到国民党地方军阀控制的地区销售，以此获得很多经费。还有共产国际每月提供分支机构中共分部相当于30万银圆的经费，秘密支付美金或卢布。
年，在宁都召开的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团师以上军需官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建立必须的后勤制度”。根据这一指示，财务部杨立三部长主持制定了包括伙食费、津贴费、办公费等供应标准和审计、会计、出纳等财务制度在内的红军第一部《供应标准制度》，迈出了红军供应正规化的第一步。
红军供应标准制度规定的很具体。比如，连队办公费每月8元，伙食费每人每天3分钱，月终每人可分伙食尾子1元钱。后来，苏区附近的土豪打完了，没多少伙食尾子可分，就改为发零用钱，每人5角或1元，官兵一样。只是对医生、钳工等技术人员的待遇要高一些，每人每月发30～50元不等，他们有家的就寄回家，没有家庭负担、思想觉悟较高的人，就把用不了的钱捐给公家，或救济其他人。
在制度执行上，每项开支都有严格规定。比如，吃中药的费用，明确规定凡是开支超过3角钱的一律不予报销，为的是防止干部吃补药。据时任红军第12军经理部会计科长赵镕回忆，第36师师长一次吃中药的费用超过3角钱，该师经理处长徐林不敢报销，向上请示，军经理部长欧阳朗营认为这是按实际情况吃的，不是补药，可以报销，但该军会计死抠文件规定，坚持不给报，最后此笔开支只好由师长本人掏钱。
再比如，计算伙食报客饭，规定是算来不算走，一天不管吃一顿还是两顿，都是由所到单位的司务长按规定填写伙食表。增人的单位要在“备考栏”内注明由何部来人，减人的单位要在减人“备考栏”中注明出差到何部，这样你增我减，双方一致了才能报销；如有差错，必须再进一步核实，否则不给报销，这就使得红军标准制度具有很大的刚性。
年中共军委发布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旧秤1斤=1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约合年人民币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 (约合年人民币12元)。
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通常是在采用武装暴力“打土豪”以后，基本上平均分配“战利品”。对于专业人员(医生、电报员、机修工等)每月津贴不超过大洋10银圆(约合年人民币元)。
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待遇略低于部队。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种分配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填饱肚子的生存问题，而并不保证“穿衣、住房”的条件。基本概念是“民以食为天”。
跟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是较低的。但要是跟当地(特别是赤贫地区)一般饥民相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满意了。
长征中的衣食住行吃饭可是头等大事
在各项后勤物资保障中，粮食可是最重要的。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前也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其中一项重点就是筹集粮食，所以长征出发时携带的就有60万担，这些粮食足够中央红军8.6万人一年所需，不过湘江战役之后这60万担粮食就基本上损失殆尽了。
接着红军进入贵州，虽然贵州是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但红军接连攻占黎平、镇远、遵义、湄潭、桐梓等城镇，缴获以及没收军阀、官僚地主的粮食，除了一部份分给贫穷百姓外，剩下的足够部队供应。
在接下来的长征途中，红军的粮食主要依靠沿路筹措，在组织上成立了粮食委员会，专门负责筹粮，可见当时对筹粮的重视。筹措的方式主要有战斗缴获、没收军阀和土豪劣绅的部分粮食以及向商人和农民购买粮食。其他副食品也是和粮食一样的方法解决，所以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的特长自然就成了主要的食品。
比如到了云南的宣威，当地盛产火腿，所以红军就得到了大量火腿，但很多炊事员不会烧，就像平常猪肉那样剁成块，放进大锅煮。结果煮出来的火腿肉毫无味道，只是熬出了一大锅油汤。有的红军战士知道火腿的做法，就事先说明不打菜，分一块生火腿，然后自己拿去蒸，这才能够真正尝到了火腿的美味。
再比如到了贵州茅台，红军也得到了大量茅台，喜欢喝酒的人自然是痛饮了一场，还有很多将茅台酒装在水壶里，晚上宿营时用来擦腿，对于腿部活血化瘀减轻疲劳是相当有效的。
在川西北之前，红军在粮食供应上基本没有太大困难，只有在个别人烟稀少的山区，有过一两天的暂时中断。中央红军和红丝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后经过的地区就越来越比较荒凉，不少地区还是藏区，筹措粮食就困难多了，粮食种类既不是水稻也不时小麦，而是高原特有的青稞。首先食盐供应断了，接着粮食也开始短缺，就连一天两顿也没法保证。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紧接着就是草地雪山，特别是草地，是整个长征途中粮食最困难的，吃树皮啃草根，甚至皮带皮鞋都被煮了来吃，但还是有很多人冻饿而死。
走出草地，进入甘肃，到了经济比较繁荣的哈达铺，中革军委下了一道特别的命令：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全军上至司令员，下至炊事员、挑夫，每人发大洋一块，用于改善伙食。当时大洋还很值钱，五块大洋可买百余斤肥猪一头，两块大洋可买肥羊一只，一块大洋可买鸡五只或者鸡蛋百余个。总政治部也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
一时各个连队的伙食单位，都在宰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吃得满嘴是油，大家眉飞色舞，喜气洋洋。
雪山草地最困难
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毛儿盖，这是进入大草地前最大一处村落，于是红军就在这里停留，进行过草地的准备，重点就是筹措粮食。好在周围全是青稞田，又正是收获时节，所以红军就开始收割青稞，然后脱粒磨粉。
还好最近几年毛儿盖周边也都是丰年，因此也有些存粮。但是这一带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粮食的产量并不高。所以红军虽然要求各单位除了准备4天的干粮外，还要准备50斤粮食，但是实际上筹措到的粮食，分到每个红军平均每人也只有五、六斤，由于各单位情况不同，多的每人七、八斤，少的只有三、四斤。
当地主要粮食作物是青稞，所以红军准备的粮食大部分是青稞，少部分是苞谷。为了便于携带青稞都是磨面然后做成炒面，连朱德周恩来都亲自动手磨面。
进入草地之后，首先遇到的情况就是青稞炒面是要用水煮着吃，没有水干吃是很难下咽的，在草地中干净的水是很难找到。而且草地中几乎每天都有雨，要是青稞炒面被雨水淋湿了，就成了疙瘩，再用水和开，就成了稀面糊糊，这种面糊糊吃下去更不经饿。
如果不和开，青稞疙瘩弹性十足，嚼了半天也很难下咽。还有不少人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而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这样一来原来准备可以吃五六天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样就只能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
有的野菜野草有毒，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前面的部队把野草树皮吃完了，后续部队就只好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马鞍子，都切成细丝，煮着或者烤着吃。有的战士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一粒粒挑出来，洗干净了再煮着吃。
再加上草地气候恶劣，地形复杂，环境非常险恶，而红军不仅缺少足够粮食，御寒衣物、宿营装具和药品也同样非常匮乏，因此在过草地途中，出现了大量的冻饿、疾病和落入沼泽所造成的减员。
近2万人的中央红军穿越草地后，只剩下人。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要好于中央红军，8万人过草地时减员大约人。红四方面军后来又两次过草地，不过有了第一次过草地的经验，事先准备也就充分多了，所以后两次的减员大大少于第一次。
三支红军过草地的确切损失已经无从考证，但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在万人以上。
过雪山前红军原来计划给每个人准备一点酒御寒，但当地人烟稀少根本没有这么多酒，最后只好每人分一碗辣椒汤。御寒衣物也严重不足，很多人都没有棉衣，还是穿着单衣。就连毛泽东也只有棉裤而没有棉袄，幸亏警卫员带了块油布，可以用来遮挡风雪和冰雹。
红4团政委杨成武也没有棉衣，他是把分到的一条丝绵被子裹在身上来抵御雪山上的寒冷。棉鞋更是奢望了，绝大多数红军还都是穿着草鞋，最多再用块布片包一下。就算有布鞋的，在雪山上一走很快就被打湿了，又冷又湿更加难受。
但这些都能够克服，过雪山时只要不停下来，慢慢走就能过去，但是只要停下来就很难再站起来了，很多红军就是想坐下来喘口气，结果就再也没能起来。
红军在草地雪山的川藏地区过境、留驻总共达到了16个月，期间先后创建汉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根据地，总面积不足6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20余万，粮食人均年产量不足公斤。
在这种条件下，川藏地区各族人民节衣缩食支援红军，为10万主力红军筹集了粮食约万斤、牲畜20万头、土盐余斤，以及大量的猪、牛、羊肉。
因此毛泽东后来对此有过多次讲述，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时期川藏地区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高度概括为“牦牛革命”。还曾一再表示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我们是欠了番（藏羌）民债的，欠了债是要偿还的。”
年毛泽东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政策灵活渠道多样
除了粮食以外，后勤保障的主要种类还包括弹药和被服，弹药基本上依靠战斗缴获，红军进入贵州之后，接连取得了几次战斗的胜利，缴获了大量弹药和军需。
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前给每个红军指战员发了一套军服，然后到年1月攻占遵义，得到了大量布匹，这才给全体指战员再做了一套军服。此外，在占领贵州湄潭后，利用缴获和没收的棉布，组织了地方70多名缝衣工人及数百名妇女，配合原来被服厂的缝纫班的缝纫机，采取歇人不歇机器，一天24小时三班例的办法，终于在12个天里赶制出棉衣多件，夹裤多条以及被子、绑腿、干粮袋、子弹袋等，让红军的被服基本上得到了全面更新。
但此后就再没有这样获得大量布匹的情况，自然也就没法再换新军装，所以到年8月过草地的时候，红军指战员的军服已经破损严重，很少有人还能有全套完整的军服，破损的军服只能用缴获没收的各种杂色布匹、兽皮等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红军的服装是五花八门，非常混乱。
而对于被服、生活用具这些物资，红军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物资征集方式来保证供给。
年2月2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总政治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对今后红军的后勤物资供应工作作了四个方面的规定，“甲、没收征集委员会组织上的改变。……乙、没收征发工作的群众路线与阶级路线必须绝对执行。……丙、打土豪的几件应注意的事。……丁、动员全体指战员进行节省运动。……”，也就是对红军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机构、方针路线、工作原则、方式方法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具体形式主要通过战斗缴获、没收反动势力的财产、购买、自己动手生产及人民群众的无偿援助。
其中购买方式就更具灵活和政策性。比如攻占贵州遵义后，红军购买牙粉、牙刷、肥皂、茶缸、雨具和打草鞋的麻绳等日常所用物资都是用在中央苏区发行的纸币，也就是“红军票”。然后设立兑换处，用银元或盐巴兑换的“红军票”。这样既让红军能够买到必须的生活品，又方便了群众，而且不让群众吃亏。
贵州是不出产盐巴的，所以盐价一直很高。红军用没收大军阀、大地主的盐巴来换回“红军票”，1元“红军票”可以换1斤盐巴。
这样老百姓们就非常乐意用生活品和红军战士换“红军票”，再用“红军票”来换盐。最终红军在遵义消费的“红军票”基本上全部收回，同时又帮助了百姓买到了便宜的盐巴。这样的方式，既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又让百姓得到了实惠，一举两得。
另外，红军还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制作各种生活用品来解决物资的缺乏。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打草鞋，基本上打草鞋是每个红军指战员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当时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至少要有两双草鞋，因为行军路程太长，草鞋磨损很快。所以只要有条件红军就会在草鞋的鞋底上加上“量天尺”，也就是两块作用类似于马蹄铁的铁片，这样既能减少草鞋的磨损，也能解决了因为草鞋鞋底较软而容易起泡的问题。
除了草鞋外，红军指战员的巧手还能自制挎包、水筒，有效弥补了物资供应困难的问题。正是通过多种渠道并举，红军在基本没有后方根据地依托的情况下，万里转战，纵横一两年，取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红军的装备水平到底怎样
现在不少影视剧里的红军都是中正步枪加捷克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可以说装备精良火力强劲，固然这样在场面上是好看了不少，但却造成了对红军武器很大的认识误区。
其实当时红军的装备怎么可能如此豪华，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全军人装备步马枪支、短枪支、重机枪挺、轻机枪挺、自动枪28支、冲锋枪支、迫击炮38门。
就算扣除军委纵队的机关人员，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的作战部队人，也只不过装备步马枪支、短枪支、重机枪挺、轻机枪挺、自动枪28支、冲锋枪支、迫击炮22门，配备武器的不过3万人，还不到作战部队总兵力的一半，所以红军还装备了0支梭镖，这样的装备水准和每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9挺、每个营配有6挺重机枪的中央军相比，是存在很大差距的。
一些杂牌部队如东北军、晋军的装备水平也都不比中央军差，有些如滇军的精锐部队孙渡纵队每连配备轻机枪12挺，甚至还超过了中央军。总体而言，红军的装备水平只不过比一些穷酸的杂牌部队如川军、黔军稍微好一些而已。
红军武器来源主要是两大部分，一是当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宁都起义等起义时起义部队所装备的武器，而这部分武器到了长征时因为使用多年，损耗严重，数量也所剩不多。第二也就是最主要的来源，那就是缴获，比如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就缴枪2万支，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缴枪余支，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皖西反“围剿”战斗中缴枪支……
因此《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年6月进入陕北根据地时，他对红军武器的描述是“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
红军在苏区也设立过兵工厂，但这些兵工厂条件有限，也就是简单手工作坊的技术水平，主要只能进行枪弹复装、土造手榴弹和枪械修理，即使能够制造枪支也是数量少水平低，根本无法成为红军武器装备的来源渠道。
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发饷年12月1日，朱德、毛泽东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为全国民族唯一之路。”
12月12日，西安兵变，蒋介石被迫同意联共抗日。随后，国共开始一系列谈判，核心是红军改编问题，中共要求编成4个军，12个师。国民党只同意红军编成3个团。
年3月下旬，周恩来抵达杭州，向蒋介石出示了中共新的十五条意见书，其中关键内容是改编后的红军总人数不少于4.5万人，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经费，由国民政府拨付。这次谈判又没有达成协议。(当时国民政府拨付张学良的东北军每年军饷万银圆。)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国民革命军失利，损失惨重。蒋介石同意中共红军改编三个师的番号。只要求整编后的红军赶快出兵。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洛川会议后发出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辖3个师，每个师4个团，共12个团。当即收到了国民党政府发给的第一批30万银圆军饷。
国防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是根据协议对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1银圆)以后几年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军饷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如师参谋长周昆领取该师第二批军饷8万元。
年4月国防政府给陕北提供粮食和被服。
年9月起，改编后的八路军陆续进入山西境内抗日。11月初，太原失守。毛主席当天就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指出：“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再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隐蔽地扩大部队兵员。
年，日本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调集6个师团30万兵力夹击徐州，造成河北、山东等平原日占区兵力空虚。毛主席及时抓住机遇，做出从山区到平原开展游击战的决策。八路军分散游击，发展部队。年八路军扩大5倍，兵员达25万人。
国防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例如，据记载，年 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
但遇特殊情况就拖欠，事后也会补发。比如年冬至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防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中共据理力争，八路军在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这些部队大多靠自己征集给养。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八路军兵员虽越来越多，但以独立团、军分区、武工队的名义，八路军的正式编制依旧是3个师的番号。
年8月20日，彭德怀打响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歼灭日、伪军约人，彭大将军打出了“百团”旗号，暴露了八路军实力。因国共合作协议中的12个团变成个团，到年10月，国民政府暂时切断对八路军供应。年12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当时延安抗议说，还有10月份的20万元军饷没有领取。
年开春，延安就开展了大生产自救运动。
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对蒋介石的要求，每月应发给新四军经费18万元。实际只给了新四军每月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增加到每月13.5万元；另外江北的新四军每月经费3万元，由安徽省政府廖磊、李品仙提供。
年1月新四军在领到补齐之后的欠饷后年4月出发，年初皖南事变，被宣称是“叛军”，也就再也没有给新四军发放军饷了。
国民党从年以后，完全停止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
抗日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制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标准”为：分区、县、乡各级干部，一律每人每月生活费3圆9角，计粮食2圆、菜金9角、津贴1圆。
年8月，陕甘宁特区财政厅规定调整津贴标准，分为5等，从“分区专员”以下分别为：4圆、2圆5角、2圆、1圆5角、1圆。
年1月，八路军参谋部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
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斤半(合克)、1斤4两 (合克)；
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
夜间工作的报务员等，每人每月发给夜餐费1元5角；
生活津贴分四等：
(1)最高一级，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每月5元；
(2)处主任、科长、团营级干部等，每月4元；
(3)股长、科员、译报员、秘书、连级干部等，每月3元；
(4)文书、管理员、教员、排级干部等，每月2元；
(5)最低一级，勤杂人员、战士等，每月1元。
按照日用品的购买力，当时(抗战头两年)法币1元约合今日(年)人民币30-50元。但年以后全国各地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供给制的标准改为以实物计算。
在游击区，由于抗日游击队的流动性很大，缺乏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供给标准。
至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两年，也是边区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物质生活上最艰苦的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扫荡”、国民党封锁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困难。
毛泽东在年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困难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但是，我英勇的解放区全体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一方面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救”。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范围以农业、蔬菜、畜牧为主，也经营一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自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其他各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挺过了年的严重困难时期，适当解决了机关、部队的生活需要，基本保证了部队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年1月间，还规定了如下的自给标准：
机关自给方面：(1) 九个月以上的蔬菜；(2) 每人每月肉2斤，调料6元；(3) 每人每年过年过节肉2斤；(4) 每人熟毛2.5斤，单鞋1双，衬衣1件，肥皂2条；(5) 每人每年文化娱乐费50元 ，修理补充费元；(6) 照顾小厨房待遇的病号所需的开支。个人自给方面：毛巾2条，牙刷2把，精盐4两(克)，单鞋1双，袜子2双，用公家发的熟毛打成毛衣1件，毛袜1双。
毛泽东年11月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 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陕甘宁边区先后流通几种货币年以后“法币”曾代替银圆在全国流通。但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具有国家的雏形)，江西苏区也曾发行自己的钞票“苏维埃国币”。延安时期更使用过几种货币。
最初红军带到延安的钱是“苏票”即苏维埃国币，又称苏币。早在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便创立了国家银行，7月7日开始发行统一的新纸币“苏维埃国币”，面额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共5种。苏票一元与银圆一圆或法币一元相等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的名义，继续发行过一些苏票，但流通有限。
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随之，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也相应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承认并流通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逐步收回苏票。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28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独立发行陕甘宁边区自己的货币“边币”，1月30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范围内流通。2月18日，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票面为一元、五元、十元。“边币”与光华券一样，票面上都标以中华民国纪年，但大红着色，妇女纺纱、羊群等图案已经具有鲜明的解放区文化特色。
年5月，边区银行(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发行货币代用券“流通券”，全称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面额为五十元、十元两种，规定每元当边币15元，实际发行后比价为每元当边币20元。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在年至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
陕甘宁边区财政，除取之于敌(即在战争中夺取敌人的辎重、粮秣和资财，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以充实抗战经费)外，主要是依靠国民政府拨款以及外援与捐献。
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
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法币)左右的军饷，当时法币的价值较高，1元可兑银圆1元。另有海外华侨及各方进步人士捐款给八路军，这两项就占边区年至年财政收入的70%左右。
从年7月到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计元法币，(张扬：《陕甘宁边区是怎样“休养民力”的》，载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年版，第91页。)平均每年在万元法币左右。
陕甘宁边区，年11、12月，香港汇款50万元法币，孙夫人宋庆龄汇款6万元法币，重庆转来汇款8万元法币，西安年12月汇款59.万元法币，其他汇款7万元法币，5个月之间，捐款达到万元法币。(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战争初期的财政政策与方针》，载《预算管理与会计》5年第8期。)
从年至年，陕甘宁边区共收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捐款法币8234.39元。
年至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边区财政收入比率为(法币)：年，.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77.20%；年，46.8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51.69%；年，.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年，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
除外援外，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少量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这几项收入缺年、年的资料。
年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
年税收.4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
年至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年余10.3万元，年余8.4万元。但年，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年财政亏空.2万余元。
边区物价的波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大后方还是敌占区(沦陷区)都出现了通货膨胀与物价飞扬的经济困难状况，特别在年以后，都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据西北财经办事处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中，年至年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也在不断上涨：
(以年上半年平均物价指数为计算)
年7月为.3，12月为.4，全年为.1；年为.9；年为.0；年6月为.0，12月为.5，全年为.4。
也就是说，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年初的倍。
女作家陈学昭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她记载了年秋季延安的物价情况：
猪肉每斤0.5元、猪油每斤0.80.9元、山羊肉每斤0.35元、绵羊肉每斤0.4元。
白糖在延安一直很紧俏，价格不菲。
年秋，白糖每斤1元，而同时期在重庆售价为0.25元。
同一时期(年1月)重庆、成都的基本生活物资指数分别是：
重庆大米每斗3元5角、食盐每斤1角4分、猪肉每斤2角3分、机器工人工资每月30元、纺织工人工资每月18元(自给伙食)；
(重庆大米按每斗37斤，每斤14两计算。折合每斤9角5分。)
成都大米每斗2元、食盐每斤2角、猪肉每斤2角、机器工人工资每月30元、纺织工人工资每月6元(厂方提供伙食)。
(成都大米按每斗32斤，每斤14两计算。折合每斤6角3分。)
生活基础并不丰厚的陕北小城，生活指数比同时期重庆、成都偏高，但实行供给制条件下的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们，生活都是有保障的。
其实，无论物价如何涨落，对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单位工作的“公家人”，影响并不大。
当时在解放区，八路军、政府机关和学校，全部实行“供给制”，除了衣食住方面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发些烟、肥皂、毛巾、牙刷，甚至妇女特殊时期所使用的卫生纸等日用品外，还有一点津贴。
政府在采取各种手段，使得大家在革命的圣地，温饱着，并感受着平等。
惩治腐败的标准与这些统计数字有关的另外两个生活指数是，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度量衡单位与惩治贪污腐败的标准。
年初，1斗为50斤。年3月22日，边区政府建设厅就统一度量衡问题发布命令，规定自5月1日起，在边区使用度量衡的标准为：尺用2尺正裁尺；斗用30斤斗；秤用16两制秤。
当时边区政府为取信于民，惩治腐败的力度很大。
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凡边区工作人员贪污法币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元以上，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元以上，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处罚。
来源：综合《那时的文化界》（陈明远著）、现代后勤、深度军事（作者：军史任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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