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光辉：中国共产党诞辰记忆与纪念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记忆与社会意识研究中心，湖南长沙)摘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不断有当事人对之进行回忆和描述，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明确规定七月一日为党诞辰的纪念日，“一大”的召开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的标志。“七一”建党纪念日逐渐成为象征符号且颇具权威，具有定分止争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诞辰记忆有了更为牢实的纪念载体。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研究者最终确定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为年7月23日，准确还原记忆，给“七一”建党纪念活动提供准确历史事实的支持。记忆与纪念之间虽有联系也有区别，记忆以求真为目标，纪念针对对象事物强调价值阐发。“七一”纪念的对象依旧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不因“误差”而失去历史意义，百年来的“七一”建党纪念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记忆，并在当下为实现新的历史使命提供精神滋养。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七一”建党纪念；历史记忆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作为一个经历风雨、创造历史的百年大党，诞辰纪念正是其光辉历程的最好见证。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自身诞辰的纪念，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明确规定七月一日为党诞辰的纪念日。事实上，就当时的认知而言，七月一日并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而其作为党的正式诞生的纪念日却影响深远。因党创建历史的特殊性，加之距离当时已经相隔多年，革命战争年代又无暇顾及，难以保存相关档案材料，因此“七一”建党纪念日的确定，实际上正是党出于纪念需要而“发明的传统”(1)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年，第1-17页。，这被党的领导集体所认可并在党内达成共识，逐渐产生广泛影响。客观上，当时确定党的诞辰纪念需要有确切日期，但并未明确该日即党的实际成立日。建党纪念背后的历史记忆呈现出多元景象，亲历者对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也众说纷纭。改革开放后，不断有中共党史研究者试图揭开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之谜(2)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年第1期。，更好地服务于诞辰纪念，相关研究也成为纪念党的诞辰的重要方式。纪念日期或事件的选择只是因诞辰纪念需要做出的抉择，并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具体、真实的历史事实及其中蕴含的伟大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到来之际，回顾历史，正确认识党的诞辰纪念，理性对待党成立的相关记忆，可以实现党创建时的红船初心、责任使命与新时代党的新发展、新使命之间跨越历史的对话，将历史上的光辉灿烂不断引入当下鼓舞人心，意义非凡。一、关于中共“一大”的早期记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为标志。因革命年代的特殊环境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一大”代表们在会议召开时并未能刻意留下这一伟大时刻的历史记忆，鲜有当时历史资料存世，这造成了后来人们追溯“一大”召开具体日期时的困难。但实际上以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作为党的诞辰，正是党在革命斗争年代为了进行纪念而做出的选择，使党的诞辰纪念有“一大”记忆为凭借。多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会代表对“一大”的召开有不同回忆，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目前所见最早关于“一大”的记忆叙述，应属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该文最先于年8—9月连载于《广东群报》，后发表于《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出版时间标为年7月1日，实际出版时间则在“一大”召开以后(3)参见本书课题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年，第10-13页。。因有避险因素的考量，文字颇隐晦，其中涉及时间的叙述有如下文字：“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4)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新青年》年第9卷第3号。当时陈公博从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故到沪的时间至少在几天后，虽未明确具体日期，但毕竟去事不远，属即时性回忆与叙述，所言较为可信。之所以当时的与会代表并没有刻意记录下该重要历史时刻的具体日期，主要在于当时历史环境和当事人于历史情境中尚没有如此意识。即便是陈公博即时性的回忆也未留下具体日期的任何痕迹，但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信息即中共“一大”召开于“七月十四日”以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长历程中，“一大”召开后的几年很少有人去回顾正在艰难中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因此自然也没有留下太多关于“一大”的记忆。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属较早的“中共党史”，其中也并未述及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问题。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回顾自身历史并收集相关党史资料，应肇端于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设立的“中国党史研究室”。该研究室主任为瞿秋白，同时他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授中共党史，并留有讲稿《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他呼吁募集参加党和革命斗争的回忆录，以及参加重要会议的回忆录(5)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中共党史研究》年第6期。。年的中共正面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相当复杂且困难的生存环境与政治局势，迫切需要重新定位政党身份与地位，制定党的未来发展规划与目标。于是，历史记忆自然成为资鉴当下的重要资源。该研究室的具体情况现在尚无法获知，但它的建立标志着党正在成熟壮大，既是有意识收集和编纂党史资料的开始，也是自我成长意识觉醒的开始。从当时何叔衡与董必武之间的通信往来，也能得知他们在有意交流中共“一大”召开的某些具体问题。年12月31日，董必武在致何叔衡的一封信中说：“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并称“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开会”，且列出了参会代表。其“七月”后面的问号表明董必武“已记不甚清”具体日期。所以，他最后说：“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6)《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87-88页。该信应与“研究室”征稿有关，故有何叔衡的询问，中共开始有意弄清“一大”召开这一日期。虽然这一时期开始有人回忆中共早期历史，但“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尚难确定，只能道出大致时间。年邓中夏回忆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开始成立中央委员会。大会以后，成立一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7)《邓中夏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一九三○年六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82页。邓中夏回忆强调的重点应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以未道及“一大”召开具体日期，他所言大会中成立“中央委员会”事颇遭他人质疑。虽然时隔尚近，但也造成诸多记忆模糊与困境，难以准确把握事实真相，其中最重要原因或许还是当事人并未在意。后来有人回忆中共“一大”的材料被共产国际代表带走，这多少缘于缺乏保存党史材料的自觉意识。直至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回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形时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8)《毛泽东回忆党的“一大”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一九三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页。毛泽东所言距“一大”召开真实日期也有误差。年陈潭秋的回忆离事实较近，他在叙述“一大”的某些细节时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9)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九三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页。“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在当事人回忆中并非重点，若进行记忆追寻，陈潭秋的回忆较准确，至少道出“七月底大会开幕”，与真实的日期7月23日相近。年董必武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回忆说：“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10)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页。诸多中共“一大”参会者的回忆基本能确定“七月”这一时间，只是无法明确具体日期。无法确定日期的原因在于当时艰苦的斗争环境，党也在初步的成长过程之中，没有太多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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