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团的新生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深夜，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卢德铭团长那里接到两个不同的命令:一个是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发来的，要我们星夜开赴九江;一个是我党从南昌发来的，要我们尽快开往南昌。团长卢德铭同志召集团指导员辛焕文和参谋长韩浚开会研究，果断地决定去南昌，不去九江。但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仍打着开往九江的旗号。警卫团是张发奎成立的，编有一、二、三、四四个营，有炮兵连，通讯等直属单位出发时，除警卫团外，尾随跟进的还有八大处、军官教导团等，共约六千来人。
当时，从武汉出发是不容易的，团里虽然主要领导千部是共产党员，部队中有不少安源工人及湘、鄂两省工农运动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但终因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目标很大，且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森严的武汉驻防，这么一支大队伍要脱离张发奎的指挥，公开走上革命道路，这是件极困难的事情。为此，卢团长只在极少数团领导间统一了认识，我们谁也不知道。只记得八月一日夜晚，部队突然集合出发，我们看到团长卢德铭面色严肃，心情沉重，大家盘算着大概有什么重要情况发生了。部队先派一艘侦察船，整个部队乘两艘大船由武昌乘船沿长江东下。
经过一天的行程部队到达黄石港，此时，部队停止前进，卢团长主持团里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很秘密，是在船上开的。大意是南昌已暴动了，党让我们参加暴动，因为张发奎没有参加，九江他已有布防，直去九江，张发奎一定要缴我们的械。我们准备弃水路走陆路，从南岸黄颡口登陆，以急行军赶南昌起义主力。各连要抓紧士兵思想工作，不要出事，不要出意外，凡是有不当的言行要及时反映到团部来。我们这个行动是起义的行动，从此以后，我们就脱离张发奎的控制了。党员同志一定要严守秘密，不能泄露。于是，各连宣布有新的行动，船继续东进!
这时，我们明确了出发的真正意图，心情十分激动，伫立船头，望着后浪推前浪的波涛，听着江水拍打船头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仿佛看到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洪流的到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人民在被蒋介石屠杀的血泊中又站起来了。
从阳新县的黄颡陆以后，正逢发大水，稻田河网眼下只有去找他们的头人交涉。请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明天我带两个侦察员上山，找他们接头，同他们谈判，申明大义，晓以利害，使这些组织不帮助我们，起码也不反对我们，允许我们通过少卢团长当即同意了我的建议、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侦察员在排右附近找到红枪会头人居住的地方。这是很讲究的一排青砖大瓦房，房前青竹掩映，梯阶曲径，房门口站着几个拿大刀片、鸟铣和快枪钓大汉、头上围着青布包头，好不森严。当他们看到我们这几个穿军装的人上来，显得又紧张又充满敌意，高声喊叫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回答道:“我们是革命军的代表，是来找你们头人谈判的。”
他们把我们引到堂屋过后，仍怀有疑惧地围着我们，指派一个去请他们的头人。不大一会，头人来了，围着我们的人撤到堂屋的两侧。红枪会的头人一看我们只三个人，长枪在肩，短枪在腰，一派不戒备的态度，就很谦虚地说:“不知贵军到此有何公干，昨日会众不明贵军企图，误放冷枪惊扰，实在抱歉得很，请多加原谅。”这时，我就将我军过境借路东进的意图及其讨伐军阀、安邦定国的道理宣传一番，使他们感到我们此行并不危及乡里，更不危及红枪会自身。
这一来解除了他们的顾虑。然后，他请我们入座，详细地听取了我们阐述谈判的具体内容。第一，我们是路而行，所经之处，秋毫无犯，不拉兵、不借房、不征税，所用粮株，均以价付款;第二，从谈判条款生效日起，红枪会应离开我军一公里，保持一定距离，避免摩擦;第三，请贵会派出得力头人为向导，和我们同船而行，以防万一，我们保证向导安全。由于他们了解了我军人多势众，且对他们无伤害之意，也乐得顺水推舟。结果，谈判成功了。在相处过程里，红枪会的会众和头人看我军买卖公平，办事认真，不但保证了我们过境的安全，帮助筹办粮株，陆路行军时，还主动帮助我们收容了三十多名掉队的士兵，由头人护送到我们团部。这时，部队已全部上岸开始了连续行军。
由于部队运动迅速，且道路坎坷，由武汉出发时，随队行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就倍感困难。经研究决定，又同红枪会达成协议，请他们提供方便，帮助把女生队分别遣散回乡。这件事对于刚刚走向革命的官兵说真是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大家都感到和民众搞好关系对于军队来讲是一种无穷的力量!由于我军的影响，后来，这些红枪会的组织，不少也实行了共产党的主张，打起红旗，分田地，成为革命武装。
我军通过他们的关系，还打通了汉阳兵工厂的关系，帮助我军修理枪炮和搞了不少子弹。
路越走越艰苦，越赶南昌起义部队撤退的路线越渺茫。思想政治工作也越来越不好做。原来，我们在黄石港对部队只讲另有任务东进，没有宣布起义，起义的事只有党员知道。大家虽然知道警卫团脱离了张发奎的领导，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是一条正路，因此，情绪高昂。但由于警卫团成分比较复杂，虽然共产党员和倾向革命的人占多数，也有一些非革命的成分需要警惕，需要改造。所以，党在行军中，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巩固部队，把枪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防止开小差和其他意外事故。当时不少人走不动了，党员就主动帮助他们扛枪，背背包，带领大家唱歌子以鼓舞部队的情绪。
就这样，我们一路行军，在鄂赣边境翻了一天的九宫山，打了几股土匪之后，终于到了武宁县‘
在武宁，遇到了余贲民同志率领的平江农军。两支部队相约同去修水。
平江农军是在北伐军解放平江后，我党接收当地民团武装组建起来的。开始叫团防队，由共产党员余贲民同志任队长。以后，这支队伍收缴了一些外来散兵的枪支，不断补充了党组织和各乡农会输送来的人员，队伍扩大到五百人左右。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中央指示他们和浏阳农军合编为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十军独立团。他们和浏阳农军在平江长寿街会合后开往南昌。八月五日到达涂家埠，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南下，前面又有张发奎的军队阻路，无法通过，于是，平江农军经武宁开往修水，正好遇到我们餐卫团。
当时，余贲民同志十分高兴，他对我说:“长工，过去，由于方向不明，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部队比较混乱，我们只能在九宫山、武宁一带徘徊，始终不敢把队伍拉出去。如果你们不来，南昌起义部队又追不上，那这个部队就难带了。”于是，我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团里，团里对这一情况也已掌握。于是，团里动员党的活动分子、干部展开了宣传活动，讲消命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希望很大，南昌起义部队不是被消灭了，而是在转移中，只要我们跟上去，同他们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原地不动和分散开来都是不可取的，最易被反动派“清乡I精出来，当反革命更是没有好结果。
经过一番宣传教育，两支部队的劲足了，决心一起找南昌起义部队去我警卫团进驻修水县城以后，为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两支部队进行了改编，混合编队，交流军、政骨干，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到修水后，我调到团部当参谋。不久卢德铭团长等领导干部去武汉向党中央报告工作，部队由第一营营长余洒度指挥。不久，警卫团又和驻铜鼓的浏阳农军取得了联系。
浏阳农军是在县委书记潘心源同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一九二七年春，浏阳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潘心源同志按照毛泽东同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正确方针，领导群众夺取了地主豪绅的武装，建立了农民武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决定把全县各区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加紧训练，组成了一支拥有六百余人的浏阳工农义勇队。“马日事变”后，潘心源同志领导浏阳工农义勇队和上万的农民，参加了围攻长沙许克祥叛军的战斗，后撤出战斗，退回浏阳。以后他们又和平江农军一起赶赴南昌未成，于是，经奉新、高安、上高进驻铜鼓。
通过整顿，部队的战斗力加强了，思想提高了，一反大转折时期那种低沉的局面。看着这生机勃勃的大好局势，大家都十分感慨，想到大革命的低潮真是不容易熬啊。四方无靠，举目无亲，目标不一，人心思动。虽然有少数人参加过北伐战争，但不少是不自觉的，正如卢德铭团长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伐是哄起来的。军阀是吓垮的，官不自觉，兵无目的，血勇义气。"A过整顿，以革命精神灌注于军队之中，就引起如此大的变化，大家心里都感到，大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再次到来的。
八月下旬，警卫团、平江、浏阳农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在修水的山口镇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把这几支武装力量合组为一个师，由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同志任副师长。
以警卫团为一团，浏阳农军为三团，平江农军则分别补入这两个团。一团团长是钟文璋，三团团长是苏先骏。到秋收起义时，就以这个师为基础，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三团编制未变，安源革命武装编为第二团，团长是王新亚同志。卢德铭同志从中央回来，担任部队的总指挥。由我负责设计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枚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紧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威武、漂亮。
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安源的革命武装。它的基本成分是安源工人武装和萍乡、酸陵、衡山、安福、莲花等地农军。
安源原来有一个矿警队，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反动武装。
毛泽东同志等到安源发动工人运动和建立党、团组织后，安源党组织就派了杨士杰同志等一批工人党、团员打入矿警队，经过多年的秘密工作，已经掌握了这支武装。另外，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就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安源的工人武装参加了围攻长沙的斗争，他们会同酸陵的农军，在易家湾和叛军激战。后来撤回安源，同时退入矿区的还有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军，以及醴陵等地党的负责同志。秋收起义前，安源莲花的农军会合宁冈的农军攻打永新城失利，也开来安源休整。秋收起义时，就把上述武装力量合编为第二团。
上述这三个团的兵力，合计有五千人左右。此外，余洒度等在秋收起义前，还收编了一支当地的土匪武装，当时编为第四团，团长邱国轩是一个极反动的家伙，在起义中叛变了。
山雨欲来
在卢德铭团长去武汉向党中央汇报、我军在修水整编时，江西的朱培德派人来跟我们谈判，要求把我们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当时，我们分析，朱培德势力很大，我们一下拒绝他，恐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们就来个冷水冲茶，“泡”起来看。表面上我们半推半就，你来我往进行谈判。目的是麻痹他，拖延时间，等待中央消息。
这样使朱培德不能随便找借口来进攻我们。后来，在接触中，我们逐渐了解到，朱培德主动找我们谈判收编，他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原来，朱培德看我们羽翼逐日丰满，在湘鄂赣边界上闹得他睡不着觉，总有一天成为与其匹敌的劲旅，因此，他曾想攻而吞之。但又碍于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了，他派主力跟踪追击，如果再伸一只拳头打我们，又怕南昌起义部队转回头来，陷入被前后夹攻之境，所以，只好息兵以文，登门谈判。再有张发奎与朱培德互相勾心斗角，当时我们还打着张发奎的旗号，朱要进攻我们，无疑触动了张、朱旧疾，必然反目成仇，引火自焚。
另外，朱培德的部队由革命军向反革命转化，内部矛盾相当尖锐，他进攻我们，不但不能奏效，也怕内部起火。因此，公开谈判也好稳定内部，加强其统治。我们抓住他的这个心理状态，采取“蘑菇战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谈判不断，效果极小。朱培德虽有温怒于心，但又有难言之苦。我军就在这谈谈停停之中，加紧整训，待命行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的一天，卢德铭总指挥由党中央回到部队，大家高兴极了。第二天，卢团长就向大家传达了八七会议决定进行秋收暴动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决定。特别使我难忘的是从传达中，我们听到了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决定独树一帜，单独干，接受和保存大革命的遗产，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几个革命基础比较好的省发动秋收起义，并派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秋收暴动的消息，高兴的彻夜不眠。这是何等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它使我们在暗夜中看到了北极星二接着卢德铭团长又向党的活动分子传达了具体的秋收暴动的计划。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行动计划是:
一团由修水出发进攻平江。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发展止团白安源进攻醚陵与萍乡，同株洲的农民相结合，对长沙取包围态势。三团自铜鼓出发，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四乡暴动。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克长沙。
关于攻打长沙问题，九月五日毛泽东同志自安源写给省委的信中指出:长沙城内暴动必须与前方的军队配合，待我军逼近长沙时方能实行，不可轻举妄动。当时唐生智的部队大半在湖北、安徽一带与蒋介石、李宗仁对峙，留在湖南的又多调往湘南防范勾结广东军阀许克祥部。湘东敌军比较空虚，形势对我们有利，所以湖南省委有夺取长沙的计划。但是，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看出，长沙毕竟是敌人统治的中心，没有充分的军事力量配合支持，城市暴动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对于夺取长沙作了稳妥准备，这对于后来省委在形势不利时及时作出停止长沙暴动的正确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又听到了解细情的同志讲，毛泽东同志为了准备和组织秋收起义，奔走于萍乡、醴陵、浏阳、铜鼓之间，在从安源去铜鼓途中，曾在浏阳县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军扣留。在押送县城的路上，毛泽东同志假装腿疼，落在后边，又给跟在身边的团防军一点钱，借机逃跑，隐蔽在一个水沟里，后来遇到一位农民，从谈话中知道他是农协会员，请他帮助买了一双草鞋和一点食物，并带路走到江西地界，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毛泽东同志排除万难，历尽艰脸，宣传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鼓舞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斗志，组织革命力量，具体地部署了行动计划，因此，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组织得很好的一个地区，成为全国秋收起义的中心。
红旗象开满青山的杜鹃花到处打了起来，革命象一股春风唤起了千万群众的热情。我党关于秋收起义的伟大战略部署和号召，在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战士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踊跃参加起义队伍，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安源煤矿，动员和布置武装起义的党员和工人骨干会议，充满着热烈紧张的战斗气氛。会后人们奔走相告:毛委员又到安源来了，我们又要开展新的斗争了。大批工人报名参加秋收起义，光是共青团员就有四百多人。在工人俱乐部的大厅里，地上铺满了准备在秋收起义时张贴的大标语，参加起义的工人们兴奋地准备着杀敌的武器、枪支、弹药、炸药包、铁镐、长矛、大刀。人们兴奋的唱道:
干革命.心要强，没得洋枪扛土枪。
梭镖矛子好武器，锄头扁担当刀枪。
只要武器抓到手，幸福日子万年长。
安源矿的工人中，有许多使用炸药的能手，他们日夜赶制一种名叫“洋蕌(音轿)古”的手榴弹，它是用布把炸药和铁屑捆包成一个圆球，上边拖着一根导火索，样子很象当地群众食用的蕌头菜，因此得名。这种武器在和地主武装作战时大显威风，打得敌人叫苦不迭，说是:“洋蕌古打死人，棺材装尸装不赢。”
九月四日深夜，杨士杰同志根据组织决定，把矿警队中阴谋投敌的八名叛徒秘密处决了。矿警队成了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部队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画着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工农革命军的战斗红旗，映红了战士们的面庞，激励着千万革命群众的心。
各地的贫苦农民，在秘密恢复的农民协会的串连下，又悄悄地集合和组织起来。在山沟里，在密林中，人们兴奋地传播和议论着向往已久的党的英明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实行土地革命。农民们怀着对地主豪绅和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拿起鸟枪、土炮、梭镖、大刀，参加自己的队伍。他们唱道:
朝打铁，晚打铁，打把梭镖送农协;
农民兄弟暴动起，豪绅地主定消灭。
平江、浏阳的农民不断派代表到我们一团和三团驻地去探望自己的部队，用红纸包了猪肉慰问官兵，欢迎他们打回平江、浏阳去，支援农民暴动。人们兴奋地互相传说:共产党又来了，农民协会又起来了。有的农民挺起胸膛到反动民团团总家里，当面警告他:我们的梭镖是有数的，你要好好保存，我们要办自卫军了。吓得那个家伙不敢说个不字。醴陵的农民在党和农协的领导下，向土豪劣绅发起猛烈进攻，设巧计杀掉了罪大恶极的劣绅贺勋成和杀人魔王“清乡”队长彭成美，并贴出通告说：
自从马日事变，豪绅更加横行。
勾结彭匪成美，企图镇压工农。
惨杀革命同志，实在可恶痛心。
今年八月十四(农历为九月九日)，密决彭匪命终。
工农联合起来，实行武装暴动。
大家同心协力，都是勇敢先锋。
捉得敌人有赏，获得武器有功。
不当敌人向导，不替敌人探信。
紧紧团结一致，样似一个铁钉。
革命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个通告义正辞严，大长了革命人民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工农革命的各支部队，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战前准备工作。驻修水的师部，赶制了大批工农革命军的鲜艳红旗和红领带、臂章发给部队。战士们磨刀擦枪，检查弹药，加紧战斗准备。各团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同志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斗志昂扬，引吭高歌: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我们勇敢，我们奋斗，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杀向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驻在各处的部队还积极支持当地农民向土豪劣绅进攻，修水西乡上坑有个大恶霸地主曹礼成，外号叫“曹老虎”，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曾经组织两次打“虎”，都役有成功。秋收起义前夕，我们的一团派出一部分兵力，配合三千多农民第三j欠攻打“虎’吹，终于取得胜利，浩捉了“曹老虎”，没收了他家的财产、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为民除了大害。三团也在铜鼓逮捕了靖卫团大队长帅尚奎，枪毙了恶霸刘文先，打开牢房救出一百多名革命同志和受难群众。这些革命行动，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革命的风暴就要来临了。
湘赣边界的春雷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了！
“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
“暴动，农民夺取土地l”
“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
暴动的口号山鸣谷应，革命的怒潮汹涌澎湃。起义队伍高擎革命的大旗，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阶级，展开了英勇顽强，气吞山河的斗争。
当时，曾有鼓舞人心、热情歌颂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一首词：
《西江月·秋收暴动》: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起义应从破路开始算起。破路是暴动的第一步。起义的铁路工人及农民在九月九日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一直到十五日，敌人的火车始终不能顺利的通行。
我工农革命军一团，同日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长寿街是湘赣两省交界的要冲，城很坚固，敌人有一个团的兵力把守。我团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势。九月十日拿下了朱溪厂，随后越过平、修边界，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在当我团向平江县城进军的时候，敌人在平江增兵一个团。这时，混入革命队伍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邱匪把队伍埋伏在距长寿街八公里的金坪附近，当我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国轩贼子发动突然袭击，使我团背腹受敌。经两小时激战，我团损失二百多人枪，团长钟文璋失踪。大家互相招呼集合，第二天相约往铜鼓集中，在路上找到了师长一同撤退，向浏阳张家坊、白沙一带与三团会合。
九月十日正值中秋节，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当晚十二点，二团下达了攻打萍乡的命令，部队于拂晓赶至萍乡外围，准备偷袭，后因前锋爆炸队被敌发觉，敌人已经有准备，失去了偷袭的机会，于是决定强攻。部队把县城团团围住，由八连主攻东门，他们先用土炮攻击，连轰数炮无效，勇敢的战士们便强行登城，连续几次都被反击下来，此时战斗已达一天多，城未攻下，又闻宜春敌人驰援萍乡。
于是，二团决定停止攻击萍乡，而改变攻击目标，把矛头直指老关。为迷惑敌人，撤离之前，土枪、土炮和炸药一齐向萍乡城敌人开火，敌军以为我们又要攻城，殊不知工农革命军和起义的农民，在猛烈的爆炸声中，迅速撤离了萍乡，直趋老关，消灭敌人一个排，缴获枪支十余，占领老关。十二日，二团乘胜进攻酸陵。当时，铁路控制在工人手里，起义部队乘火车，打着红旗，浩浩荡荡的开往醴陵火车站，下车后汇合当地起义农民于当日下午二三点钟分三路开始攻城。
醴陵三面临河，平静的绿江从东南西三面围绕醴陵城。
城里集聚一营多敌人，企图依仗绿江顽抗。二团和当地农民自卫军分三路进攻。三营八连为右路主攻东门，乘敌人不备，迅速涉水扑到东门口，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时，前一天晚上潜入东门的一部分安源起义工人从敌人后面发起进攻，用“洋蕌古”轰击敌人，里应外合，迅速摧毁了在营盘山上的敌人机枪阵地，顺利地控制了制高点，大队乘势一拥而入，解决了东门战斗。在右路攻打东门时，中路一个营从禄江桥面进攻。他们以一部佯攻桥面，主力则涉水过河攻打状元洲，很快拿下状元洲上的状元府，直趋江北岸，插向县城中心。此时左路队伍也已打进城里，三路进攻部队胜利会合，此次共俘敌百余，枪七八十支。
二团在酸陵得手，宣传群众，营救革命同志，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做群众工作。几天后，闻敌以优势兵力压缩过来。二团乘夜秘密开往浏阳，在浏阳当地农民武装配合下，于十五日早晨顺利地占领了全城，从狱中救出革命同志和群众三百多人。
在胜利的形势下，团长王新亚同志骄傲自满，麻痹轻敌，错误地认为，不要三天，就可以拿下长沙。他拒绝听取同志们提出的及时把部队撤出浏阳城的正确建议，结果在十六日陷入优势之敌的重围。部队大部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许多同志英勇牺牲，团长王新亚当场殉难。
九月十一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在铜鼓起义。十一日，在铜鼓县城桥头沙洲上，毛泽东同志检阅了起义的部队。然后率领三团向白沙镇挺进。白沙镇三面高山环抱，中间是一片洼地，另一面是一人多深的茅草水坑地，靠山脚只有一条人行路，是铜鼓通往浏阳的要道。部队到达白沙就同敌遭遇。三团一连冒着弹雨，迅速地抢占了镇右侧的一个小山包。团部命一连掩护二连，从镇的左翼迁回到敌人后面，包围敌人。随即，三团发起攻击，直插敌阵，一下冲垮敌人，乘势抢占白沙镇，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十二日，三团直扑浏阳东门市，在东门市不远的十二墩与敌相遇，经厮杀击溃敌人，毙敌排长一名，乘胜夺取东门市。
由于我们一团在长寿街失利，右路失去配合。敌新八军两个团迅速向三团迁回过来。十四日上午，敌人由东门市反动团总和地主带路，从东门过金钟桥，分两路包围三团:一路由唐家冲占领羊枯脑制高点;一路越过左河，走杨家湾插施家塘、上车，企图夺取马鞍山制高点，与羊枯脑相呼应，夹击我军。三团在正面受敌火力压制，侧翼又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全体官兵与敌人激战六小时之久，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最后从马鞍山脚下向上坪撤退。
在工农革命军起义的同时，湘东各县的劳动人民纷纷响应。九月十一日，长沙郊外农民起义，捣毁反动的团防局，缴枪八十多支;九月十二日，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上的重镇—株洲的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缴获敌人十余支枪。平江起义农民，镇压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曾攻打平江县城。但在工农革命军的主力遭受挫折以后，各地群众起义，也被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镇压下去了。就这样，湘赣边区的秋收起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回顾往昔，痛定思痛。那时，我们还相当幼稚，打仗还是按照黄埔军校的思想体系来的。即是采用北伐时期的正规战，死拼硬打的战术。另外，我们还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法，而是分兵出击，不是选择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敌人，相反把部队分成几路打敌人的强点，且兵力分散，指挥失调，结果反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一团就吃了这个亏。卢德铭总指挥是个好同志，但在秋收暴动的部署和指挥上是有问题的。我们是一支孤军，又是长途奔袭之疲劳之师，兵力分散肯定是要吃亏的。由于卢德铭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使部队在人员、枪支上受到不小的损失，在精神上也受到不小的影响。
工农革命军的主力和各地群众起义遭受挫折以后，部队怎么办?在这紧急关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上坪，召集三团负责人开了紧急会议。他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