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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丨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纪念伟

摘要

毛泽东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其实,从“政治诗”这一视角解读毛泽东的诗词最恰当不过。毛泽东诗词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密切相关,诗词中的一些概念、范畴与其战略思想——比如“环球同此凉热”与不称霸的思想——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政治诗”而不是仅从文学的的视角发掘毛泽东诗词,才能更深入理解诗词的深刻思想内涵,同时也有助于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通过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可发现其中贯穿着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和审美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对中国地缘政治的思考及其运用、中国崛起的战略与策略,以及关于中国统一、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外交原则、继续革命等思想的脉略。可以说,革命和斗争是贯穿毛泽东诗词中的主题,唯物主义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是毛泽东诗词的底色。

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期间,他特地参观了杜甫草堂,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其实,毛泽东的诗词也可从“政治诗”的视角解读,而不能简单地从修辞、文学艺术等角度解读。毛主席还说:“诗言志”,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发现毛主席的诗词中有许多是讲战略的。如果没有政治和战略高度,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毛泽东诗词。笔者试从十个方面谈谈学习体会。

一“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

我们还是从一般到特殊,先从毛泽东诗词的哲学观及建立其上的审美观讲起。

贯穿毛泽东诗词的审美特点是其最鲜明唯物主义哲学本质的革命斗争精神。为什么说“唯物主义”,那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人民是毛泽东心中的“上帝”。“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斗争——确切地说是阶级斗争,是革命,而不是一些人误解的“好斗”——是毛泽东诗词的主题。他在年写的《贺新郎·读史》一词中表达了这样的“唯物主义大道理”:

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一篇内参上批示:“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毛主席诗词的审美都是基于这个“唯物主义大道理”。只要讲唯物主义,就要讲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前阕“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将人间问题说透了;讲斗争就要讲辩证法,讲辩证法就要重视新生事物。下阕“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将这个“骗了无涯过客”的问题也澄清了。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年12月9日,毛泽东曾在日记中自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斗争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解决矛盾的红线,与此相应,贯穿毛主席诗词的是红色基调,红色是战斗的色彩,是生命力的象征;而运用红旗的动感张扬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需要说明的是,革命越是处于低潮,尤其是在年至年期间,毛泽东诗词中的以舞动的“红旗”“长缨”“霜天”“旌旗”事物等表现出来的红色基调就越突出:

“风卷红旗”“红旗漫卷”“红烂漫”“红旗乱”,毛泽东诗中的红色,不仅仅是一种色彩,它是斗争的象征。比如年2月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句,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毛主席的诗词朴素,这与其中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在诗歌形式上,他喜欢民歌。他说诗歌“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与韩愈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的意境相近。韩愈对“烟柳满皇都”那种“高大上”是厌恶的,他偏爱“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那种初生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韩愈是唐中期的人,这时唐人的精神还是向上的,若读唐初的诗,更让人有春意扑面的快意,这与唐王朝处于上升期的氛围相一致。与宋诗不同,唐诗少有对今人所谓“高大上”“净白美”式的慵懒浮夸。毛泽东诗词也有同类气质,毛泽东诗词里多梅花、黄花、松柏,鲜有牡丹。毛泽东青年时就不喜欢牡丹。年8月他在日记中写道:“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说做人“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

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与唯物主义相一致的革命战斗精神被赋予美学含义:战争和战场被纳入审美视野,这是毛泽东诗词尤为独特的方面,比如年10月写的《采桑子·重阳》:

又如年夏写的《菩萨蛮·大柏地》,诗中大自然与战争留下的残迹在诗人眼中反成了一幅绚丽的画卷:

这里“分外香”的黄花和“更好看”的风景,都是战斗的结果,这让人想到三十一年后诗人写的那句“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诗人视阶级斗争为当然和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年毛泽东对这句注释说:“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他说:“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一下就把社会的本质说出来了。它本质上是斗争,所以这些贯穿着诗人思想始终,这使毛泽东的诗词及其美学思想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张力。

晚年毛泽东对自己所开辟共产主义的事业,更是不忘初心。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是十年前填写的,词中仍是旌旗舞动,表达了诗人“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的心境。

有了唯物主义,就有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有了这个观念,就有了为他们奋斗的理想。这是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大境界。

二“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诗词与毛泽东思想一样,是从中国土地里生长出来的。阅读毛泽东诗词,就不能不阅读中国背景及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

毛泽东思想是从党内外斗争中诞生的,不仅是与国民党的主义之争,而且还有党内路线之争。陈独秀、王明的认识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别是,前者是从外国即莫斯科的思想来到中国的,而毛泽东的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前者是为苏联服务的,他们以苏联为当时的“普世价值”并以苏联为中心。在他们看来,为了苏联,牺牲中国也在所不惜。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的前提是搞好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世界大战中死了很多人,国际上有很强的厌战情绪,因而这个时候是和平高调而不是枪杆子最招人。当时五四运动的诞生地北京大学更是空论滔滔。北京大学这个学校的优点是思想比较自由,各种思想都能进去,缺点就是脱离实际。共产党初期犯重大错误的两个人都是北大的,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都还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他们身上的光环比较光鲜照人。人一有光环就远离了真理。因为他只想自己天然正确,不想自己可能有错误。陈独秀是第一届党的领导人,那时到处跑,认为政治就是妥协,就是谈判,就是法制。“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当时哪有法律啊,力量大的一方就是法律。陈独秀们不知道,法分自然法和成文法,自然法就是多数人原则,多数人即人民原则,当然就是力量权衡原则。成文法是自然法运用之后才有的。这是法律的本质。自然法就是“人间正道”,是它决定着世界的变化。

资产阶级在上升的时候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比如、卢梭就说:“根据自然和理性的法则,大多数具有全体的权力,因而大多数的行为被认为是全体的行为,也当然有决定权了。”他还说:

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永远是可以作主改变自己的法律的,哪怕是最好的法律。】

但是,当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后,他们在自然法上就开始含混其词了。他们将自然法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空说什么自然是“正义”“平等”“自由”等。这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人民的力量了。

当时陈独秀书生气,看不透这些,认为政治就是谈判,像一只蝴蝶到处飞,想通过谈判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毛泽东看到他这么幼稚,很生气,告诉陈独秀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为什么毛泽东说那么多“那样”,要知道一个农村出来的青年,是饿过肚子、见过死人的;一个北大的教授没饿过肚子,没见过死人。两种人想的是不一样的。见过死人的人,见过饿肚子的人,就知道《国际歌》中“饥寒交迫的人们”的含义,这样的人想问题靠谱。毛泽东接着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为什么毛主席这样说,因为二十四史都在他心中,历史中表现的就是枪杆子和枪杆子的关系,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赞同斯大林的判断,认为武装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陈独秀这些新秀们不懂或不承认这点,陈独秀文凭太高了,文凭高了就容易远离真理,尤其远离中国真理。

生死之地有真理。真理坐标系并不复杂,就生死两线:横坐标是生,纵坐标是死。“生死存亡”,就四个字。你只要把任何事情带到这里头,真理就显示了,就不会胡说八道。只有把学问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你这个学问就靠谱。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陈独秀为什么不行,他的思想不合中国实际,毛泽东说的话,他资格老、文凭高,不听。没办法,最后只能靠蒋委员长的机关枪来告诉他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年4月12日,国民党军队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次日,又向罢工示威的工人开枪。在长沙,5月21日,何键、许克祥开始捕杀共产党员。毛泽东当时在武汉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4月27日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提出的“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建议未能得到讨论。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清党”,国共两党彻底分裂。就在这一年春,毛泽东写下《菩萨蛮·黄鹤楼》,诗言志,词中“茫茫”“沉沉”“莽苍苍”“锁大江”“知何去”等连结起毛泽东极为沉重的心情:

“茫茫九派流中国”,但适合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毛泽东心中却不能上达。为此,年5月,毛泽东同志专门写《反对本本主义》,说:

】三“苍山如海”:中国地缘政治及其运用

毛主席的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地缘政治,是毛泽东诗词中被人认识较少,而又是很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诗词中直接提及地缘政治的较少,而若不从地缘政治视角,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诗词中比如“尽开颜”“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等意境连同一些重大事件,比如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就不能得到更准确的理解。

人一碰到生死,就马上接近真理。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其他所有时间都要学得多。党建之初都是滔滔宏论,到了年“四一二”后,共产党干部脱掉西服和皮鞋,穿着草鞋进山,拿枪。这样才换来了根据地大发展。但形势刚好转,又开始玩虚的。上次陈独秀是“高学历”,这次王明不仅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学历,还带着斯大林支持光环,又有军事顾问李德协助。这时共产党还不够成熟,总觉得外来的和尚念经能念真经。王明见过斯大林,因此,没有人敢怀疑他会有错误。

王明为什么会失败呢?还是他的认识是从外边带来的,这样的认识及建立其上的政策在中国水土不服。当时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就要了解中国,对当时的共产党来说首先是中国南方山地的地理特点。中国的南方山地的地形和欧洲大为不同。

西方的地形是千里大平原,而在中国南方则是峰岭横纵的山地。在欧洲平原打仗,就得修碉堡,挖战壕,在决战中解决问题,欧洲各国及苏联打仗都是这种打法。李德把这种战法就带到中国,带到中国南山地。山里头打仗是什么呢?山里头打仗,山体就是掩体,河川就是战壕,想决战都难找到一块平整的地。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李德要红军正规化,军事理论要欧洲化。李德在回忆录中说:

在作战方面,李德一反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术,要求红军在到山里头找平地,挖地壕,修碉堡,寻求与国民党部队决战。年4月,李德以笔名“华夫”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

如果只看平面地图,那说出来的多是神话;如果我们看立体地图,说出的话多是人话。王明、李德面对平面地图,神话满篇。在他们眼中人是不需要吃饭睡觉的,打仗是不需要辎重运输的。读李德的书,让人发笑,为什么?因为你是中国人,知道山地之难;要是俄国人,就不会笑,就觉得李德是对的。因为欧洲基本是平原地形。

李德来到江西后,要求按他的思路建立军队,打仗时在山里修碉堡,找开阔地决战。前阵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宜昌保卫战》,从那里能看出国民党、日本人都是这么打仗的:在山里头修碉堡、挖战壕,搞决战。国民党的抗战词典中多“决战”,八路军的抗战词典中尽是“大捷”。日本、国民党、李德的战争理论都是来自欧洲大平原的经验总结。博古王明、李德放弃有利于红军的地形优势,用自己人少的劣势与数倍之敌硬拼,岂不是自找倒霉。毛泽东和朱德不是这样,他们是充分利用山地形势掩护,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随时都将敌人分解为一堆堆少数并个个歼灭。国民党胡宗南到了陕北以后,被毛泽东牵着鼻子到处转。共产党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与国民党一样,结果在年底的湘江之战中碰得头破血流:出门的时候八万多人,回来的时候剩3万多人。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错误,其一是在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王明也不是个人现象,当时根据地稍微好一点,又要搞形式主义,选干部重洋文凭,看履历。这种风气下毛泽东、朱德同志都被排斥在外了,说毛泽东不正规。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毛泽东要求“对这支队伍,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

中国现在也有这类问题,张口闭口都是美国。其实今天来自美国和昨天来自苏联的理论一样不靠谱,“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可王明哪听得进毛泽东的话。干部一正规化就将毛泽东排除了。毛泽东没文凭,大专文凭都没有;他又不会外语,英语、俄语都不懂。毛泽东哪一条都不够,但他能打仗,知道中国国情。

现在我们一些人讲了现代化、高科技,就忘了唯物论。什么“一小时打遍全球”,可是只要打仗,还需要部队,要吃喝拉撒睡,就得要辎重。这些都不是发射导弹、一个原子弹爆炸就能解决问题,还得面对生活在当地的人民。比如,全是山地的朝鲜地形,如果没有当地人民欢迎,外人是进不去的。如果人进不去,导弹技术有什么用。在南方山里,蒋介石在江西没打赢,蒙古人没打赢,隋炀帝在朝鲜半岛北方山地没打赢,美国、苏联人在阿富汗没打赢,外人怎么能“迅速拿下”?凡是山里打仗,当地人不支持谁都打不赢,必须跟当地人结合。为什么?一座座山峰就像是丛丛利刃,大部队进去后很快就被自然削成“碎片”,而大部队只有在力量合成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被山分割成小股部队的“大部队”就很容易为当地人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方式一口一口地吃掉。国民党部队就是在湘赣大山让毛泽东、朱德的部队一口一口吃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到陕北去,也无法取得胜利。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在湘赣时期,形势越是困难,其诗词越是洋溢着大革命失败后少有的必胜的乐观精神。除了前引“风卷红旗”“红旗漫卷”“红烂漫”“红旗乱”“谁持彩练当空舞”等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的诗词外,还有如: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德国人)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年毛泽东给《人民文学》编辑部谈到这几首词时说,这几首词“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的乐观情绪源于他已经找到了在中国山地开展游击战的规律,而不是一些人分析的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升落。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需要真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要懂中国实际的政治家。而检验这些的不是形式上的光环——如红色履历、文凭、职务、出身等,而是实践,而且还不是一次——前面已有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的实践检验。

年10月,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秘密通知。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红军突破一道道封锁,一路上,军情急迫,毛泽东已无当年夏天那“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从容心境。这可从其间写的《十六字令·三首》反映出来。诗曰:

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第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第三十四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中央开始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年1月15日至17日,党召开了遵义会议,党中央推选毛泽东同志主持军事工作,而这时交到毛泽东手中的部队只剩三万多人。但要从根本上扭转党内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毛泽东知道这并不是换一两个领导人那样简单,其路如铁,其声如咽,马蹄声碎,前景如血。毛泽东和党中央已有了“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心理准备,是否成功,仍不能把握。年2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中一改以前的乐观,心情凝重:

结果,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使党暂时脱离了王明、李德错误路线带来的险境。这次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使生长在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移入中国,与实际结合起来的结果。

但是,这才是开始,因为更严峻的考验还在“残阳如血”的前方。

过了大渡河,大家心情稍好一点,又遇到了张国焘路线的干挠。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的焦点并不是外来思想与中国实际的矛盾,而是对中国国情,尤其是对中国地缘政治特点认识深浅的矛盾。

毛泽东比较早地注意并娴熟地运用地缘政治(中国传统称之为“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学说为中国国内国际斗争服务。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也都要了解。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军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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