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上旬，毛主席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也许是对刚到苏区的临时中央抱着一线希望，毛主席对上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而博古等人坚持认为上次宁都会议是对的，并说没有上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主席后来表示，在这段时间里，他看马列的书，搞农村建设，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虽然临时中央极力排斥毛主席，蒋介石却仍把毛主席看成自己最大的冤家对头。这一年的8月，也就是第五次"围剿"前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公布对生擒共军首领的赏格，毛主席和朱德分别是十万元，林彪与彭德怀等是八万元。十万元和八万元，这就是毛主席和林彪在蒋介石那里的身价。与毛主席、朱德只差两万元，与彭德怀齐平，林彪很可以引为自豪的。
林彪是一员出色的红军战将，毛主席则是出类拔萃的战争统帅。红军离不开毛主席，林彪也离不开毛主席。没有了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指导，林彪的仗也打得不那么顺手了。
年9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他总结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还聘请了由德国赛克特将军为首的德、意、美等国军事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并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敌兵压境，碉堡林立，战云密布。
在其他问题上可以夸夸其谈，滔滔不绝地背诵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却一窍不通，深感无能为力，于是向他们的靠山共产国际求助，也搬来了一个叫李德的洋顾问。李德一到苏区，博古就把中央红军的指挥权拱手交出，使李德成了红军事实上的总司令，博古等人对李德言听计从，一切照行。
李德的原名是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在苏联待过一阵子，也进过苏联的军事学院。这个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更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只是凭着他在苏联军事院校中学过的那些教科书的条条，和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来推行。他的个人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大家因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对他相当尊重，他就独揽大权，发号施令起来。由博古、项英主持的中革军委，成了一个十足的摆设。
反"围剿"之前，博古、项英在8月中旬硬把红一方面军分为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由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冒着酷暑，远征闽西北，以一军团为主的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流域活动，美其名曰"两个拳头打人"，企求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取得胜利。这一行动虽然也取得一些局部作战的胜利，但使红军自身的力量遭到削弱，未能阻止敌人碉堡封锁线的完成，徒然丧失了反"围剿"准备的大好时机，使红军在反"围剿"开始就处在仓促应战的被动地位。
9月25日至28日，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集中四个师的兵力，一举夺占中央苏区的东北重镇黎川。博古、李德把黎川失守归罪于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把他判了刑。毛主席得到消息，专门派贺子珍去探望被关押的肖劲光，对他主动撤出黎川表示支持。
当敌人进攻黎川时，博古、李德仍把"进攻路线"当作法宝，制定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略，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并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进攻作战。
急于收复黎川的博古、李德，制定了一个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要彭德怀率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及黎川附近的敌军，并拒绝了朱德、周恩来关于红一、红三军团集中作战的正确意见。彭德怀无奈，带着三军团深入敌堡垒群中，攻硝石五日不克，攻资溪桥、潭头市四日又不克。红军主力在敌人堡垒中间，日遭敌机轰炸，夜露宿于战场，十分疲惫，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与敌决战的计划。之后，红三、红五、红七军团辗转于抚州、金溪、黎川等地的堡垒群中，完全丧失了主动，而红一、红九军团奉命北上策应东方军，被敌十个师的优势兵力拦截，在云盖山、大雄关战斗中蒙受重大伤亡，被迫向根据地腹地转移。到月中旬，博古、李德的进攻战略完全破产。博古、李德、项英不肯承认自己的指挥失误造成了北线进攻作战的失利，反而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曾向他们提出不同意见的朱德、周恩来身上，说朱、周对军委的意志"没有了解"，贯彻是"动摇的"，并且硬性规定朱、周"必须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李德照旧一个人躲在瑞金沙洲坝的"独立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作战。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也曾出现了一次有利于打破敌人"围剿"的极好机会，那就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错领导下于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蒋介石得知福建事变的消息后，急忙从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毛主席和朱德一起在瑞金会见了前来谈判的第十九路军代表，赞同与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进行合作。毛主席还不计嫌隙，向博古等人建言：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毛主席认为，"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可博古等人的脑袋早已经"左"得发了昏，哪里还能听得进毛主席的话。他们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领袖和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不仅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去配合第十九路军，反而将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域，听凭蒋介石去镇压福建事变。蒋介石从容镇压了第十九路军以后，便立即调转兵力，堵塞了红军向苏浙皖赣突进的缺口，集中全力从四面向苏区围攻。这时，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被撤销，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军队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年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推向顶点，博古等人却不许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毛主席参加这次会议。在随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在这个委员会下，又设立了一个以张闻天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这是一个实际的职能机构，毛主席又一次被架空了。
博古、李德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碰壁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企图以此达到打破"围剿"的目的。从年月下旬到3月底，红军的几个主力兵团分兵数路，都担负起修筑碉堡的任务，依托碉堡实施"短促突击"，这种战斗徒劳无益，不仅没有阻止敌人的进攻，却使自己陷入更大的被动。
4月中旬，敌军集中了十一个师分两路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根据地的大门。博古、李德调集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敌军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三万红军在抚河两岸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对峙，筑堡挖壕，展开阵地战。从0日起打了十八天，红军第一、第三、第九三个主力军团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苦战，尽管予敌重创，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到4月28日，广昌失守，红军主力转移到贯桥、高虎脑一线继续防御。广昌失守后，素以耿直著称的彭德怀指着鼻子痛斥博古、李德：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呀！"
广昌战役后，毛主席来到粤赣省委所在地、南线的军事重镇会昌，一方面是养病，一方面指导南线的工作。他同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等领导干部一起，认真研究南线军事斗争的形势，并科学分析了蒋介石同广东军阀陈济棠之间的矛盾，告诫大家要善于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他还说，我们不能按本本先生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
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开始对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博古、李德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六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在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中，红军虽然杀伤敌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8月3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至此，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军突破，西线和南线更加困难。虽然朱德在9月初指挥红一、红九军团取得温坊战斗的胜利，但个别胜利毕竟不能换回整个战略指导错误造成的败局。到9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几个县。红军突围转移已成势所难免。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指挥红一军团，除了年8月底的乌江战斗、年2月的山岬嶂战斗、8月底9月初的温坊战斗打得比较出色外，其余大多数战斗，都是打得击溃战、消耗战。分兵时强攻乐安、宜黄的战斗都没有得手。云盖山、大雄关战斗，部队遭到严重伤亡，军团指挥所还差点遇险。丁毛山战斗，红一军团与敌人两个税警团和第九十三师进行堡垒战，以堡垒对堡垒。敌人用炮兵猛轰红军的堡垒，使一军团接连受挫。战士们不满地说："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啊！"另外如新桥战斗、保卫广昌中的甘竹战斗，都打得十分艰苦，部队伤亡也很大。
若干年后林彪在所写的《忆左权同志》的文章中回忆当年战斗的惨烈情景时，仍十分动情："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漩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自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炸弹、炮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
林彪起初对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是相当不满的，对反"围剿"日趋暗淡的前景，心情也非常焦虑。他与聂荣臻一起或以个人名义，向中革军委提出过许多建议，要求改变目前的战略战术，不要再同敌人硬拼下去了，改用红军最擅长的运动战打击和消耗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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