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是八一，建军94周年，子弟兵九死一生
今天是8月3日，真正的建党日，整整百年了
年前的8月3日，中共在嘉兴南湖正式成立！
明天起新的年真正开始了，因此红楼到红船要放下期再详说
今天更多的篇幅要对照现实，首先回顾人民子弟兵的那些经典历程
引子
与孙中山走后加速变质那烂党的初创期不同，早年弱小的中共，很少有人醉心于掌握武装，高层领导中的大部分人更是不屑考虑军事，而最高领袖陈独秀，竟然还把主动投奔过来的，最难得的军事人才朱老总，无情拒之门外！
党内初期的中坚力量里，与军事有最密切关系的两个人，偏偏正是导师和总理！
导师辛亥革命时，真正是去当过兵、扛过枪！而总理是最早高瞻远瞩为抓武装而实际去布局的极少数人之一！
甫一回国，机缘巧合进入黄埔后，总理就开始未雨绸缪了！年11月初，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总理在广州负责组建了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
铁甲车队的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军事教官赵自选，都是总理从黄埔军校教官和毕业生中选调的共产党员。
于是铁甲车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
年11月之后，总理等人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同意，以铁甲车队多名队员为基础，在广东进一步组建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第四军独立团。
担任团长的是刚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任参谋长。该团的一些营长连长和各级领导，是从黄埔军校调来的共产党员，而且从团到连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总理亲自过问干部任免，调动人员补充和军政工作。叶挺独立团，也就成为中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
从年5月起，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一路担任开路先锋。出发前，总理还专门向连以上共产党员干部做了动员讲话，号召大家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担负起北伐先锋的任务。
独立团的多名勇士一路冲锋，向湖南省中部挺进，攻克了汝城、攸县、醴陵、平江，夺取汀泗桥、贺胜桥，为北伐军扫清了沿途的各种障碍，一直登上武昌城，创造了北伐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战绩。
由此，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同样是北伐军，为什么叶挺的队伍（还有类似36团这样的也很勇猛）能够成为少数几支能脱颖而出、所向披靡的王牌？
建立卓越功勋，这支铁军到底铁在哪里？
就是因为独立团是中共直接领导的军队，冲在最前面的，大多也是共产党员。
这支部队一改中国旧式军队的习气，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市沿途群众为父母的作风。
后来，朱德做过这样的评价：
没有中共领导的铁军，就不可能会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这支铁一般刚强的军队
也就成为后来红军的榜样
以至于多个根据地后来都有过红四军这番号！
年，国民党反动邪恶势力发动和等反革命叛逆事件，疯狂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大革命因为国民党这些垃圾人渣的叛变失败。
为挽救革命和中华国运，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就是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
在起义部队撤离南昌的过程中，总理、叶挺、聂荣臻等一路同行。
后来聂荣臻回忆：
我们党在当时已经逐渐的认识到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虽然，这种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但比起前一时期却有了显著的进步。
对党领导军队的重要性，是在什么时候，有了更加足够的认识的呢？
那是导师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以后的事儿。
年9月，导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随后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
上井冈山后，导师就将这支队伍的性质，在一首词中定了下来。
西江月
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旗号的标志，即代表番号的属性，镰刀斧头。
工农的武装，一语道破，就是共产党的武装。
年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退下来的队伍再次发动湘南起义，4月率部万余人和导师在井冈山会师。
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就是后来中央红军的火种。这支队伍的番号怎么取？
毫无疑问，共产党的色彩就决定了番号，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六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之所以把起义后合编的第一支红军武装叫红四军，用的就是叶挺铁军的威名。
朱德任军长，导师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朱毛红军的历史。
无独有偶，贺龙在参加南昌起义后，按照中央指示回到江西建立根据地，于南昌起义一周年之时，也将共产党所领导的湘西工农革命军称为四军。
红四军成为当时多个根据地工农革命武装的首选番号。
导师等领导的这支红四军，一开始就明确标明了属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这支军队从成立开始，就确定了必须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因此，井冈山的红四军成立之时，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
导师被选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
不久后，导师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井冈山的斗争。
其中讲到这支军队的特点时，特别强调指出：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体制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命力。
党指挥枪的历程，相当的曲曲折折！
因为在白色恐怖的旧中国，白手起家建立一支新式军队，真正实现党指挥枪，在几千年封建传统和人身依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的硬前提下，非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且真正是比登天还难！
自井冈山等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扩大，党领导的红军内部也逐渐蔓延着各种错误的思想。
在红军中，有人试图以军事机关代替党的领导，提出在组织上以军事工作机关为主导，不以党的组织对外，而是司令部对外。
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把军队的组织原则，变成枪指挥党，这本就是常态，很容易理解和贯彻执行。
导师发现这种苗头以后，果断地指出，这是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党领导的危险。甚至会像国民党军队一样会走上军阀主义的老路。
年6月，导师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
在红四军，要绝对建立起党的领导权。
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
导师在给林彪的信中分析了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这两点情况后。
继续阐明：
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的难改？
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亢奋，常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
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
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
这样，在导师脑海中，古田会议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为什么中国同时代其他人的脑海里就没有呢？
以蒋冯阎桂为典型代表的腐败的国民党各新军阀肯定不可能，尚存的以张学良为代表的星散全国的众多大小旧军阀更不可能有，而中共做为代表最先进阶层的最有前途的新兴力量，在高层中，也唯有导师具备这样格局和见识，其他人例如方志敏、澎湃虽然也在探索扎根农村的正确道路，但到底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新生人民军队，尤其是如何建设人民子弟兵这样的最高型态的党军，他们都还处于黑暗中摸索的阶段！
联系起来看，不得不让人感叹，人才能否实现其价值，所在的平台是必要的，但平台确定后，更要看自身努力，尤其是只有个人努力才能有新平台时！
再通俗一点讲，要看历史进程中，特殊人才的引领带动和智慧发挥。
民生文旅的老友们会刨根问底：那为什么拥有四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凭什么只有导师一人，能抵达到如此的高度和境界呢？
这正是咱们导师的逆袭系列文章要回答的！
文章要连载6年，所以大家莫急，今天先简单概括一点点：
因为当时能做到儒法合一并与政党建设结合，再运用于新型军队创建的高手，实在太少了，又必须是中国党员，还要主政一方拥有军权，大家算一算，除了导师，先别说当年还有谁，就是放在可以事后诸葛亮的今天，14亿国人中，能有几人？
仅仅能正确理解儒法合一，整个中国就没多少人了？而理解与做到之间，还有十万八千里呢？
说到法家，就不得不提及韩非子和李斯。
韩非，韩国后期贵族，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
李斯，秦朝丞相，，辅助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与赵高策动沙丘之变。而赵高篡权后被弃杀，后世对其评价相当复杂。
这两位有共同的老师，荀子。荀子是不是儒家，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但超凡脱俗的荀子，恰恰就教出来这两位法家巨子，韩非还是法家圣人。
民生文旅编辑部偏向认定荀子是儒家，其《劝学》、《修身》这些文章，就怎样看也与法家不可能有勾连，当然《礼论》做为更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因为性恶论而争议很大。
不过，反复看过荀子的经典语句后，例如“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可明确判断出，这是典型的儒语。
不过，我们还是要清楚，荀子是相当早做到了不同学说合一而集大成的先贤！
当初孔子问道于老子的时候，对老子是十分尊重的，而老子虽然感觉孔子可能不懂天道，但是非常喜爱孔子。
儒法也一样，儒家致力于将社会伦理道德拉升，法家致力于制止社会伦理道德下降，大家殊途同归。
儒法合一实际非常难，因为更多的是相争，例如先有的儒道之争。
荀子做为集大成者，撕庄子比较容易。荀子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道对应着不同的形态和法度。环境变，道的形态也会随之变化，而本源没变。不易、变易、简易，这符合《易经》的精神。但是，荀子智慧就在于，这话限定在特定时代的特定空间内，这就让庄子哑口无言，无法反驳！
文人相轻，理念相争，本就是常态，融合实在是太难了！
李斯与韩非做为同窗好友，都是致力于结束战国乱世，他们必然同样跟随荀子这位老师的心路历程，又是身体力行之人，自然就由儒转法了。
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这样国宝级的人物，却生在没落的韩国，徒留历史遗憾。
秦始皇毫无保留说过：“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对韩非有多么喜爱。
然而，韩非毕竟是韩国公子，献策秦国先灭赵，这和姚贾先灭韩的主张相悖。秦始皇纠结数年，决意先灭韩，那韩非子际然不能为其所用，也就更不能放虎归山，李斯见风使舵来补刀表忠心，给同窗送毒酒，以避嫌私人感情，这也是符合其善则归诸人、过则归诸己的为官风格。
韩非死，韩国又一根顶梁柱崩塌，秦灭韩几乎是信手拈来。始皇帝不愧是法家信徒，拎得清。
李斯曾说过：“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到了汉代，景帝末年、武帝初年，国家根本大政的改弦更张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儒法大争论，甚至激烈到快政变地步，窦太后还曾把武帝身边儒生全都赶走。
本我与环境的关系，
完全可以写一本书。
孝公、商鞅
惠王、张仪
昭王、范雎
始皇、李斯
比较一下四代有为秦王与他的首席幕僚，以及他们的关系，是不是能看出很多东西来？
奋六世之余烈，历代秦王，除秦始皇的父亲和爷爷相对弱势之外，是不是君主集权的趋势是越来越强？甚至强势到首席幕僚、或者说丞相越来越弱的程度？
大一统是中央集权，到始皇帝这里，其实更为极端，是君主集权。
那李斯还有自己发挥的空间吗？
李斯对于秦国、秦朝的大一统，功绩显然是巨大的。
首先，李斯是赞同始皇帝做出天下统一决策的重要推动人。商鞅变法是公元前年，始皇帝统一六国是公元前年；从秦孝公变法，惠文王东出，用了年；秦始皇一统寰宇只用了十年，可称得上摧枯拉朽。
李斯功绩之二，是上《谏逐客书》，谏阻秦王逐客，为秦广揽人才。
直到现在，这篇经典文章对组织建设和人力资源发展，都还有极强现实意义。当过组织部长或人力部总经理的，都会心有戚戚焉。
李斯功绩之三是参与重大改革、巩固秦的统一，特别是提出“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经济政策，和“百姓当家，则力农工”的经济思想。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定为基本国策，刻在琅玡台石壁上，并为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这就是著名的“重农抑商”。
秦始皇于公元前年颁布“令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要求全国有田的人，自报占有田地的实际亩数，通过这个清查土地的法令核实田亩，以便按田亩征税。
大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王朝，靠的就是重农抑商之策和军功制度。
这样就引出来又一个话题，为何秦二世而亡？而这个切入点就是：君主集权。最强的矛竟然成为最脆弱的死穴，历史千年的迷雾，究竟为何？
那秦二世而亡与隋二世而亡有哪些异同？还有一个问题，汉和唐分别对前朝做了哪些扬弃？
这个比较相当好。
隋，实行的也是法家，不同之处在隋炀帝是大为之君，而秦二世是昏聩之主。
隋炀帝有点儿像袁世凯，有很多想做的事，也能做很多事，但是手下人不行，自己聪明有余但坚韧不足。
世界上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就是隋炀帝在黄河畔、现在的兰州附近召开的。隋炀帝也是除了周穆王之外、唯一一个巡游西域的皇帝。
隋炀帝之失在于天下民力消耗太过，秦的问题在于六国残余势力过于强大，而天下之心已失。
天下之心又是什么？
这个在每个时代都是顶级大学问！
汉、唐皆休养生息，不同之处在于：
汉先黄老后儒家，唐则外儒内法又混杂了佛教。
纵观全球成功史，施政为阳，制度为阴。
秦，终结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大动荡；隋，终结魏晋南北朝年大乱世。
他们都属于第一次左侧交易，铁腕抄底，强劲反弹，但趋势的惯性太大，加上拉长阳消耗能量太大，导致应对“反扑”余力不足，结果就累趴下了。
汉和唐，是第一次抄底后的二次接力，终于走出轰轰烈烈的主升浪之“盛世”。
隋炀帝和秦始皇，包括曹操和雍正，尤其李斯，都是让后世公知写臭了名声。但不是每个儒生或公知都具备智慧的穿透能力。
所以导师专门说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先法后王。
什么叫“融汇贯通”，什么叫“经世济民、致用之学”，导师对历史和哲学的融合掌控就正是真正的“经世济民、致用之学”的超级经济学啊！
学习前人的历史，自己少走弯路，只有这，才是最有智慧的经济学！
历史是最有价值的学问，因为学好历史少走一段的弯路，因此历史才是最大的经世济民的学问。
现在大学生去读西方经济学时，必须结合去学中国历史，读完了24史，才能学到最顶级的经济学，再从事金融和文宣工作，自可少走弯路，尤其学通党史善莫大焉！
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思想必将引领这个时代。我们的历史，本就是思想的无限宝藏。
国运就在吾辈，而不在天、不在时，这，就是天下之心！
因此，不管是行政管理，还是企业管理，总之管理学的终极答案就是：
当领导的人，不一定多专业，但必须要比其他人都更有格局和智慧。
管一百个人，你要琢磨一百个人，也要经得起一百个人琢磨；管一千个人，你要琢磨一千个人，也要经得起一千个人琢磨；管一万个人，你要琢磨一万个人，也要经得起一万个人琢磨。
以导师这样级别的伟人，以上这些，导师早通透了，所以才是真正有大本事，能最大限度创造出外部条件的千年一出之人。
导师面临复杂局面和艰难危局时，总能分析判断透彻，决策上从不含糊，经常可以做到大道至简、纲举目张！
所以导师才真正做到了，能解决
别人解决不了的、超级困难的大问题！
例如在党与军队的最根本的基因孕育上，做到：思想入党、政治建军！
引子有些长，下面进入的正文会更长，这次是特集，不长些说不清楚：
一、奋起杀贼
年5月，遭到国民党反贼追捕的总理，在租界的豪华饭店隐蔽几周后逃离上海，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
6月，他曾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没有被陈独秀采纳。
7月，中共中央改组后，总理成为中央临时常委会成员，他竭尽全力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到军事斗争方面来，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使中共做好应付突发事变和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拟定切实计划，准备发动湘、鄂、赣、粤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
“八一南昌起义”早已深入人心，提起这场伟大的武装起义，人们自然而然想到是发生在8月1日。其实，这场起义原本决定的时间是7月30日晚，那么，它为什么最后是在8月1日爆发呢？关于起义“第一枪”打响的时间，至今众说纷纭，这其中又是什么原因呢？▲《建军大业》的电影海报01起义的原定时间并不是“八一”南昌起义原本是定在7月30日举行，但是，因为一个人的突然到来而被迫推迟。这个人是谁呢？众所周知，武装暴动最重要的条件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达成目的。经过积极而秘密的筹备，南昌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然而万事俱备之时，中央代表张国焘忽然奉命来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要求推迟起义。早在前一天上午，南昌方面已经接连收到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强调暴动宜慎重，等他到后再作决定。▲电影《建军大业》中的张发奎由于张国焘7月30日的到来，起义时间被迫推迟了。在张国焘到达南昌之前的几天，共产国际下达了一份措辞微妙的电报，其中称：“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这种模棱两可的措辞颇令党的领导人感到困惑，究竟是支持起义还是不支持呢？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则说：“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他甚至寄希望于争取张发奎，并与其部队共同南下。当张国焘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传达后，立即遭到了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等人的反对和驳斥。据叶挺回忆当时的情景，与会的谭平山十分气愤，大骂“混蛋”。连一向处事温和的周恩来也“大怒”，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二十多年之后，周恩来回忆自己当时气得拍了桌子——“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谭平山甚至“在会后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经过周恩来的劝阻，这才作罢。三十一日早晨，再次开会讨论，又经过几个小时辩论，张国焘终于表示服从多数。原定计划被迫延迟，张国焘后来回忆说，说，南昌暴动原决定的时间，“由于我的要求而改期，现在又重新确定，在八月一号清晨举行。”▲南昌起义油画经过这场变故，与会者对张国焘均无好感，事后连张本人也称其威信和地位动摇了。据刘统教授在《北上》一书中说，由于张国焘的一再阻扰，贺龙对张国焘“印象不好”。多年以后，在甘孜会师的欢迎会上，张国焘讲话前，贺龙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起义的筹备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于8月1日凌晨4时发动起义的决定再次发生变化。因为此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第二十军第一团一个姓赵的副营长跑到敌人指挥部告密。告密行为被该军的一个士兵发现，立刻向贺龙报告。贺龙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前敌委员会。由于起义已刻不容缓，为避免敌人破坏，于是将原定时间提前二个小时。七月三十一日晚上，全南昌市宣布戒严，将近半夜二点钟的时候，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南昌起义正式发动，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到天亮时止，歼灭了敌军一万多人，武装起义宣告胜利结束。02“第一枪”是什么时间打响的？关于南昌起义爆发的确切时间，一直存在争议。据历史学者总结，至少存在七八种说法，归纳起来大致是四类时间，分别是：7月31日24时以前、24时、24时后、8月1日凌晨2时。读者们忍不住发问：到底是几点？南昌起义期间，先后担任第二十军政治部秘书、第二十军三师师部特务连连长的文强，他回忆起义当晚的情况：“大致是十二点钟左右，远远地已听到，稀疏的枪炮声，我们顿时显得十分紧张，以后又听到有多处的枪炮声”。那么，文强说的“十二点钟左右”是左还是右呢？在后来出版的《文强口述自传》中，他进一步说道：“晚上还没到12点，枪声响了。饭店里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乱成一团。”据文强称，周逸群那天晚上与他一起在饭店中，当枪声响起时饭店“乱成一团”（可见并非零星的枪击）；并且，在文强的要求下，周逸群出声安抚大家，维持现场秩序。但是，据周逸群本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起义原定于凌晨四点发动，但“至晚十二时半，即发现枪声”。同处一室之中的两个人，即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说法。这是不是因为时间隔阂导致的记忆错误呢？当然，也不排除《文强口述自传》中的记述错误，何蜀即有《仅有记录是不够的》一文指出该书在记录时存在的诸多问题。读者不要认为文、周二人叙述的时间差别不值一提，因为以凌晨12点为界，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天。03时间上众说纷纭的原因是什么？著名史学家王年一总结相关史料发现，起义的领导者、参加者和目睹者，无一例外地都说在八月一日二时以前。王年一认为“夜12点多比较符合事实”。综观各种材料和各家观点，笔者认为，起义的正式发动时间应当是十二点至凌晨两点之间，但是可能在十二点以前已经发生局部的枪击了。之所以会出现叙述分歧，笔者推测，应当是主力部队以外的亲历者在12时以前已经听到局部枪击，而起义的主要实施者们是按照计划时间行动的，因此他们所记忆的时间应当是集体行动时间——即凌晨两点。▲南昌起义雕塑群例如，当时驻在城南松柏巷天主堂附近准备战斗的萧克，他所在的团负责进攻归附汪精卫集团的第6军57团。萧克回忆：“8月1日凌晨两点钟，战斗打响了。”此外，驻扎在新营房兵舍准备起义的龚楚，其部队奉命解决新营房敌军的一个营，他回忆说：“我们在行动时极之谨慎，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语传达；集合时蹑手蹑脚，不准有过大声响，装子弹上刺刀也在暗中进行，恐怕给国军发觉而有所准备。8月1日凌晨二时，城内城外的枪声都响了起来，接着连续的重机关枪，冲锋叫杀声，冲破了宁静的黑夜，激起了轩然的巨浪。”相反，没有随主力部队参与集体战斗的人，他们记忆的时间则明显要早于两点，因为他们是以听见枪击的时间作为记忆，而且由于地理距离的远近，听到的时间有先后之分。例如，在松柏巷天主堂工作的李桐森，七月三十一日晚因天热睡在院场上，他称枪声是在半夜十二点过后打响。江西大旅社的老工友，也说是夜十二点过后听见枪声。而称在十二点钟左右远远地听到枪响的文强，那天晚上他住在一个饭店里。局部的枪战发生在省政府卫队和二十军第一师之间。在31日夜12点钟以前，消息灵通的省政府卫队已经全副武装。他们准备以野外演习的名义把队伍拉出城去，致使该卫队与警觉的二十军发生战斗。因此，这个时间自然要早于预定的两点钟了。实际上，对大局大势而言，这些细节都不重要了，因南昌起义的道路根本无法在中国走通！但当时的中共高层，并不是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或历史穿越者，他们并未吸取惨重的血的教训而认识到这至关重要的本源性关键，还幻想复制苏联道路，因此后面广州起义的命运可想而知！真正的唯一能够指引正确道路的人，还只能是我们今天和今后的主角：导师！三、导师之路
9月29日，队伍到达永新三湾村，士气十分低落，组织很不健全。敌军围追堵截，军中疟疾流行，缺医少药，失败，重创，转移，这一连串的坎坷导致部队中许多革命意志不坚定者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
因为思想混乱、军心涣散，加之旧军阀习气严重，队伍一路走来，一路有逃兵。种种迹象表明，即使没有敌人来袭，这支队伍也随时会一哄而散，绝无担起中国工农革命重任的任何可能。“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
“如果再无力挽狂澜之举，便有万劫不复之灾。”导师忧心如焚。
困难是压倒性的，面对压倒性的困难，有几人能坚定自己的意志，不妥协，不气馁，不放弃，仍然在寻找解决的办法呢？生活中多少情况下，我们面对压倒性的劣势，最后“和自己和解”。
导师偏要说不，所以才成就了他的伟大。这，是意志的胜利。
为了改变这一情形，他一路上多次深入部队开展调研。他发现善做思想工作的第一团党代表何挺颖所带连队竟无一人逃跑。何挺颖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团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强，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浓，连队没有一个逃兵。
短短两天中，导师三次找何挺颖谈话，听取他对如何带军的看法。
何挺颖认为：“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锐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
这犹如一个思维引信，燃爆了导师为人民军队植入魂魄的探索灵感。要把理想信念传达到基层的每一个士兵，要把党的组织建设到基层的每一个连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铁流！
导师有了自己的办法。
年9月29日晚上，在三湾村泰和祥杂货铺，导师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
会上，通过对革命失败的深入分析，导师找准了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于是他作出了“三湾改编”的重大决定：
第一，部队缩编，把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去留问题上，尊重士兵们的选择，愿意留下干革命的就留下来，不愿意留下来的发给路费回家。
干事情，总是要把事业做大，把队伍做小。去留自愿，这才是干事情的态度。
第二，将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第三，设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正是这些措施，开启了党对军队领导和民主政治建设之路，铸就了人民军队之魂。
年10月13日，导师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了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重要人物余洒度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
不久，导师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导师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二十二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了，这是后话，当时，导师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只有四十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
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
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
怎么样的心态面对困境，很大时候决定了事情的走向。
面对困境，导师既没有责备下属，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乐观对待，在此等挫折困顿之下，他不仅自己没有丧失信心，还想着用自己的行动去激励他人，去感染整支队伍的士气。
这是一个意志力多么坚定的人啊！
导师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10月27日到了茨坪。
在马上要登上井冈山前，导师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因为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他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导师等送了70支枪给王佐部队。
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导师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导师抓紧进行着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导师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如何让人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干事情？导师给出了他的案例：给他们人生的目标，给他们愿景。
在军队内部抓党建的同时，导师也很重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大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
导师采取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导师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
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南昌起义南下潮汕失败之后，总理大难不死，经香港养病痊愈逃出升天（在粤军和病魔双击下突围），之后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岗位，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指导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斗争。
总理不在一线，肯定提不出来这些创新，但是以总理的睿智，当然在看到报告后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
所以总理才会及时把各地（实际主要还是导师这边的）创造出来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经验，转发给各根据地的红军，指导他们坚持农村的游击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武装斗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总理在总结大革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以及各地工农红军创立过程中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归纳出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一整套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并迅速推广到全国红军中。
在总理主持下，全国红军建立了统一的序列，
到年3月，红军已有第1军至第13军共13个军，全国红军组建了军团，统一了编制，建立健全了
政治委员制度、
政治工作制度和
党的工作制度，以及士兵委员会制度。
实际上本来总理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人，以后发一段详细说，第二人应该就是周逸群前辈，第三人也轮不到导师，应该是恽代英前辈，甚至肖楚女等前辈也排在导师前面
当年那个兵为将有的私军年代，真正意识到思政工作是部队战斗力法宝的，或者只有贺龙和常凯申，贺龙是正面，常凯申也是门清，而冯玉祥属于半吊子，浮在表面上认知很不深刻，所以，这三位在当时算大人物的掌握兵权者，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具体以后再展开说。
回到导师和总理以及三湾改编上，总理为什么没有更进一步？导师又为什么能成为集大成的后来居上的创新者呢？三湾改编的实质性根本问题和那样深远的影响到底又是什么呢？
目前市面上那些分散的结论，显然远不够全面也很不够概括！
那，如何拿捏到位，既不至于过度概括成抽离了具体载体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样的程度，又可以足够深刻且简练到避免堆砌过多材料而让人不易消化理解呢？
那只能去对党史进行细节深挖和重新凝炼，也只有如此才会对我们今天的工作实践有启发和借鉴!
下面深挖开始：
导师从年三湾改编开始的政治建军，就是人民子弟兵永远不变的基因。
20年间，这基因产生的魔力吸引住了一群又一群人，普通人被组织起来后，出人意料改变了中国一切原有的秩序！
我们快进20年来到年的东北，看一看东野3纵7师20团9连战士房天静，他崭露头角的那一时刻：
年的1月19日（这时20团的老红军团长已经牺牲了！），3纵7师在通化以东包围了国民党师的一个团。
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这天晚上，国民党军终于崩溃了，乱做一团，开始疯狂逃跑。
乱军之中，房天静瞅准了一小股逃进树林的溃兵，与副排长一起，向他们发起了追击。
这一追，就追到了第二天早上……
枪一响，剩下的5名敌人吓得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既不敢回头、也不敢乱动，只顾得上一个劲地喊饶命。
等到房天静将枪支都挎上了肩，喝令他们起来走路时，这5名敌军才知道，他们这一个班，居然被一个人俘虏了。
房天静一人俘虏一个班的事迹，很快在辽东军区传开了，他成为了辽东军区在年第一位荣立特等功的战士，并且被授予了“孤胆英雄”的光荣称号。
有人可能要说，房天静的事迹虽然传奇，但与解放战争中涌现出的无数“兵王”相比，也算不得十分突出。的确单论事迹，房天静当然不能算独树一帜，但关键的是，他还有另一重身份：解放战士。
解决难题的钥匙
在历史课本上，我们常常能够读到这样的句子——在解放战争中，国统区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买颗鸡蛋都要掏出一大摞钞票......
这当然是事实，但另一个不为许多人所知的真相是，就在国统区陷入经济危机的同时，解放区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
在解放战争的头一年，广大解放区先后经受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面积急剧萎缩，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人口更是减少到不足1亿。
据史料记载，年，仅陕甘宁边区一处，耕地面积就较年减少了近25%，粮食产量降低了接近50%，粮食价格直接暴涨了80多倍！
然而，与此同时，为了保障作战，解放军的兵力却在不断扩张——据史料统计，解放战争开始一年后，解放军的兵力已经从万左右，增加到了近万人。
以不足1亿的人口，供应如此巨大的一支军队（还不包括动员民夫等人力消耗），可见，南满根据地所遭遇的困难，绝不是个别现象。
关于这些情况，导师和中共高层是有着清楚认识的。
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元帅就曾经说过：“蒋介石的战略，是无论如何把战争摆到解放区，保证吃饭、筹草、抓壮丁、搞鹿砦一切都出在解放区......小米没有了，壮丁没有了，到那时党性再强也要受影响，只能去打游击。”
正因如此，在年中，毛主席才会如此急切地命令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唯有如此，才能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这也就是民生文旅其中一个读者群，之前多次讨论的7月分兵的重大意义！）
然而，要将战场推进到国统区，绝不是下一纸命令就能做到的。离开群众基础深厚的根据地，我军物资供应、后勤保障都会遇到巨大困难，而其中最困难的，当属兵员的补充。
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我军新兵的主要来源，始终是根据地里的青壮农民。
这些年轻人，亲眼见到了根据地发生的巨大变化，尝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滋味，因此当他们拿起武器，保卫属于自己胜利果实时，才会舍生忘死、前赴后继。
但当我军挺进国统区之后，要想在新开辟的根据地里重新打造如此坚实的群众基础，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想要随时补充兵源，就只剩下了一个来源——俘虏。
实际上，早在年11月14日，毛主席就在全军下达了《对俘虏工作指示》，明确提出：“对俘虏释放或留用，应权衡利害，灵活运用，应以积极争取为主，不应以消极放走了事......大部争取补充我军，或选择一部分进行教育后，放回做瓦解工作。”
同时，毛主席还专门强调，优待俘虏政策，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在方式上要特别注意，首先要善于迁就，切忌过分刺激......不使他安心下来，一切政治都谈不到。”
然而，靠着优待俘虏，就能够将这些人变成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吗？
答案当然是，很不乐观！
如果没有创新，自然是很难！很难！
当我军的政工干部，在对俘虏展开思想政治工作时，遇到了难题！
当为他们分析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时，俘虏们一脸迷茫：“这关我们什么事？”；
当教育他们要为人民战斗时，俘虏们满不在乎：“到哪都是穿二尺半（军装），跟谁干都吃公粮！”；
当向他们宣传不怕牺牲、争取胜利的精神时，俘虏们嘻嘻哈哈：“不如让毛主席和蒋介石下三盘棋，谁输了谁自动下台！”
......
这些言语，并非“艺术创造”，而确实是当时存在于俘虏中间的真实想法。
思想问题解决不了，即使换上了解放军的军装，这些“解放战士”自然也很难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更可怕的是，有些所谓的解放战士，已经开始影响到了我军的良好形象，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就曾经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有些解放战士）群众纪律很坏，牵牲口、拉夫、打人......普遍不爱惜公物与民物。”
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更是尖锐地批评道：“有些群众反映，（个别解放战士）除了不强奸妇女，和胡宗南的军队一个样！”
可以说，教育俘虏的问题不解决，解放战争的历史很可能会变成另一个模样。
房天静，曾经也是这样一个不太听话的“解放战士”。
房天静是山东淄博人，16岁的时候，他被日本人抓了壮丁，装进闷罐车里，送到了本溪煤矿做苦工。
日本投降之后，他不愿继续留在煤矿做工，便投了军，成了一名国民党士兵。
年4月，在随军进攻本溪的过程中，房天静被我军俘虏，经过简单教育之后，他被分到了东北民主联军3纵7师20团9连，再次扛起了枪。
在加入我军之初，房天静并不觉得当解放军有什么好，不仅平时表现得没精打采，还经常与几个同样分到9连的解放战士凑在一起，说怪话、发牢骚。
这几个解放战士，让9连指导员赵绪珍伤透了脑筋，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他们惹出什么乱子来。
年7月南满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各村各屯老百姓纷纷站出来，痛诉恶霸地主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大大激发了群众参加土改的热情。
看到这些景象，赵绪珍突然灵机一动——能不能在解放战士中也开展这样的诉苦运动呢？
说干就干，赵绪珍将全连战士组织起来，把解放战士请上台，讲讲他们在加入解放军之前的遭遇。
一开始，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房天静并没有上台诉苦，然而，当他听到别人的苦难时，他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悲惨经历——
在煤矿做苦工的日子里，他吃不饱、穿不暖，动辄遭到工头和日本人的打骂；
家乡遭了灾，父母带着两个弟弟来投奔他，一个弟弟死在了路上，另一个弟弟被迫卖给了别人；
母亲想念弟弟，来到本溪之后没多久就病死了，同在煤矿做工的大伯生病没钱治，干不了活，被日本监工用镐把活活打死了......
无数的苦难，让房天静再也坐不住了——他冲上讲台，讲出了自己的故事，说到伤心处，房天静跺着脚大哭：“都是父母生养的，为什么穷人这样苦！”
自从这次诉苦大会之后，房天静似乎变了一个人，战斗时总是冲锋在前，这才有了1人俘虏1个班的传奇故事。
房天静立功之后，3纵宣传队根据他的故事，创作了一部名为《复仇立功》的歌剧，在纵队各处巡演。
演出的反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许多战士一边咬牙切齿、一边泪水涟涟，甚至有些战士看着看着，就站起来高喊：“房天静的苦就是我们的苦！”“冤有主、债有根，血债要用血还清！”......
苦难与仇恨，彻底点燃了战士们的怒火，自此之后，3纵战斗力大增，成为了东北战场上的“旋风部队”，国民党军曾经心有余悸地总结到：“（3纵）近战夜战，猛打穷追，士气旺盛，哪里有枪声，往哪里进攻......
发轫于3纵的诉苦运动，很快上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又亲笔撰写了报告，发到了毛主席的手中。
在这份报告中，谭政大将意味深长地写到：“哀兵必胜！”——这个千古不易的道理，将成为打开解放战争局面的钥匙。
读完报告，导师极为高兴！
年9月28日，经过导师亲自签阅修改之后，这份报告被转发全军，要求参照施行。
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诉苦运动”，轰轰烈烈地在人民解放军队伍中展开了。
总结：
创新大多来自基层！来自觉悟的灵魂！
革命战争如此，和平年代创业亦如此！
四、导师的神队友
朱老总是一位极富历史自觉性的伟人，这种自觉性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朱德，年12月1日，生于四川仪陇一个佃农家庭，字玉阶。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他比导师大7岁，董必武、林伯渠与朱德同年出生。曾有一个观点认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战争中鲜见朱德指挥作战的身影，因而质疑朱德的贡献。认为他的元帅衔、总司令称号不那么硬棒。当持以上观点的人读了以下的文字，相信他会钦佩朱德对党、对军队、对国家中流砥柱般的贡献。年，23岁的朱德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云南参加了辛亥革命武装起义和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年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朱德是国民革命军准将旅长，在当时职务并不算低。但经历了几次革命，总感觉到稀里糊涂，莫名其妙，没有个清晰奋斗目标。接触到共产主义后，他的心头一亮，认为这是他的要追求的。他去上海找到陈独秀要求入党，陈独秀认为他是旧军阀，予以婉拒。朱德明白在国内入不了党，他得知有个旅欧支部在法国。于是，他远渡重洋前往法国寻求曲线入党。从巴黎到马赛，却被告知支部负责人周恩来、张申府已经去了柏林。于是，他又前往德国，在柏林找到了周恩来并在其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年8月1日，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指定以周恩来为书记，与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贺龙、刘伯承、朱德、聂荣臻、陈毅和林彪，这六位新中国的元帅当时直接参加了起义。起义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谭平山领导，这个领导班子里没有朱德。起义当时，叶挺11军有8个团，贺龙20军6个团，刘伯承在南昌起义前任暂编第15军军长，担任起义参谋长。聂荣臻任前敌军委书记，在南昌城外领导第4军25师起义，成功将这个师的73、75两个团共0余人带到南昌。上将周士弟当时是73团团长，林彪是73团7连连长。还有粟裕、陈赓、张云逸、许光达等4位大将也参加了南昌起义。朱德当时率领不到人的警察部队，这些人都有家室，也不是主战部队，因此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没有处于什么重要位置。周恩来当时给他分派的任务是灌醉拖住敌方两个滇军团长，减轻起义部队的压力。周恩来当时认为，“朱德是一位很好的参谋和向导。”陈毅说：“朱老总在南昌起义中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起义后，按照原定计划，2万余人起义军撤出南昌，在三河坝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带领两万主力南下作战，沿抚河南下，进入潮汕地区，计划攻占东江地区，打开海上通道，争取外援，再攻取广州，建立新的根据地。朱德带领原属叶挺的25师0多人负责留在三河坝断后，顶住追敌3天3夜。大部队南下时，周恩来先是安排朱德当开路先锋，这是考虑到朱德曾是滇军旅长与滇军相熟，可为起义军开路。进入广东之后，周恩来又让他断后。周恩来这一前一后安排，都证明了朱德并不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只把他当做了后勤管理的，做了一些“打补丁”的事。没人能预料到，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打散，领导人各自分散突围，南昌起义如一场聚会，散场了。周恩来、聂荣臻、叶挺一起向海陆丰方向撤退。在撤退途中，周恩来病倒，于是去香港为周总理治病。之后，周恩来去了上海，聂荣臻则和叶挺去了广东，后来领导了广州起义。贺龙和刘伯承撤到了广东普宁县，后辗转去了上海。中央让他俩去苏联学习，刘伯承登船出发的时候，贺龙未能赶上没有走成。他对周恩来说，自己回湘西发展武装，接着干革命。再说朱德这里，他坚守三天，阻击了追兵，损失六七百，还剩两千多人。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后，准备带领阻击部队去追赶大部队。刚一出发，就遇见了溃散回来的起义部队一个连长。那人告诉他，不要再去找大部队了，已经没有了，都打散了，领导人也都找不到了。叫他自己想办法吧。这个消息如一声炸雷，立刻炸窝，一些人纷纷喊叫要散伙。朱德在这生死存亡危急时刻站出来，他高喊：“不要散，我们有人有枪，我们一定有办法。”他“勉强”稳住军心，大家想看看他究竟有何办法，实在没有办法了，再解散也不迟。朱德率领这多人边走边减员，不断有人开小差，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时只剩下了多人。师长团长都逃跑了，各营连长也不见了，师级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陈毅（25师73团指导员（政委））；林彪也在队伍中，是个连长；粟裕也在其中，是个班长。队伍成一哄而散之势。历史在这时候选择了朱德，他人生的转折点到了，他站了出来，镌刻在历史星空。这是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际，若是这人散了，南昌起义的队伍便是片甲不留。革命种子全部熄灭，武装斗争绝不可能胜利。危难之际，41岁的朱德站在一个稻田土坎子上，高声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年俄国革命失败了，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人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迎来属于我们的。”朱德的激情与信心，让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在那一个时刻，没有人相信革命还能成功，就是这样一位旧军阀、旧军人坚持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这就是“危机毁灭权威，危机诞生权威”的真实写照。这人是丢了灵魂的队伍，坚如磐石的朱德力挽狂澜，沧海横流中的中流砥柱。他给了这只落荒迷失的队伍一个魂。陈毅回忆道：“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在群众情绪降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这是总司令伟大的地方。”为加强印象，必须重复说一遍：为了保存实力
朱德率领剩下约多人的起义军部队
撤退到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境内
一个叫茂芝的小村庄
可这时，一个意外的沉重打击却突然到来
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已经失败
一时间部队里弥漫着一股失败的情绪
甚至还有人提出
“解散队伍，各奔前程”的主张
面对这种消极的情绪
朱德在年10月7日上午
召开了干部会议
在会上，朱德慷慨激昂地说
武装起义的旗子不能倒，火种不能灭
朱德力排众议
坚决反对“解散队伍，各奔前程”的“散摊子”思想
朱德的讲话强烈地感染了大家
经过激烈讨论
最终做出了
“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重要决策
为了巩固部队
保存革命火种
在向赣南进军途中
朱德对部队适时地进行了三次整顿
分别针对部队的思想
编制及训练方面进行了整顿、整编和整训
史称“赣南三整”
正好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他从报纸上也看到了，导师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有一块革命根据地，所以他就很高兴的跟陈毅、王尔琢讲，我们也上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去，那里有一块根据地。
在江西崇义县上堡整训时
报纸上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意外地看到
国民革命军第16军
已从广东韶关
移防到离上堡不远的
湖南郴州、汝城一带
而第16军军长
正是自己的昔日好友范石生
此时的范石生还跟桂系军阀
粤系军阀都有很深的矛盾
同蒋介石的矛盾则更为尖锐
朱德同陈毅商量后
便给16军军长范石生写了一封信
希望同范石生进行合作
范石生很快就回信同意合作
11月21日
朱德亲自前往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
和范石生的部下进行谈判
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朱德就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这个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的部队，那我们什么时候就走。第二就是范石生给我们的补给物资完全由我们自己来控制。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等工作，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决定来做，范石生不得干涉。
此时的范石生也需要寻找盟友
加强自己的力量
同时在16军里
一直还保留着共产党的组织
因此，范石生认同了朱德提出的几条原则
于是一个新的番号
第16军第47师第团
便成为起义军隐蔽自己
的一个伪装身份
随后
起义军便得到了武器弹药
以及军需被服等大量补充
就这样
朱德化名“王楷”
把部队隐藏在了范石生的队伍中
随后部队开到资兴
后来又根据
广东省委的指示
南下支援广州起义
但部队到达
韶关附近的犁铺头时
得知广州起义已失败
于是部队便留在了犁铺头休整
也正是在这里
朱德见到了一直在寻找他的何长工
这个何长工究竟是谁？
他到底究竟肩负着什么使命？
他又是怎么找到朱德的？
▲《建军大业》中黄志忠饰演的朱德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近人攻取宜章城，打响湘南起义。4月28日，朱德等人把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带上井冈山，与导师会师，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两支队伍会师后叫朱毛红军而不是毛朱红军。这是因为，朱德带来的队伍是正规军人，井冈山原来有队伍是农民、学生，战斗力根本无法与朱德的队伍相比。此前，他们下山谁也打不过。朱德来了之后，局面才大有改观。队伍实力在那摆着，所以称为朱毛红军。建国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回忆，“假如朱老总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光凭我们秋收暴动的力量很难坚持下去。秋收起义的队伍多由农民、学生组成，战斗力弱，很难去打赢战斗；而南昌起义的队伍不同，士兵均由黄埔军校毕业，士兵清一色北伐铁军的队伍，井冈山自此战力大增。朱德在其中居功至伟。”朱毛会师后也不是水乳立即相融的，也产生了很大矛盾。导师主张由一人指挥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带来的队伍；朱德主张各自指挥各自的队伍，两支队伍相互配合。陈毅从中调和，重新选举后，陈毅反而成了朱毛的领导。周恩来来信批评了朱德与陈毅的错误，给导师撑腰，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两支部队共多人，整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导师为党代表，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后来有人提议将建军节改成秋收起义的日期，导师摇了摇头，坚持还是8月1日为好。这是导师对朱德贡献的肯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对朱德这样评价：八一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走对了，将是一片光明。而朱德正是在关键时刻把握了机会，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魂。五、侧面的回忆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我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党支部的组织委员。
三团的前身是浏阳工农义勇军。这支武装是一九二六年秋冬之交，由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等同志，根据党的号召领导浏阳县和各区农民协会，先后收缴了浏阳县团防总局和各区团防局地主武装的枪支整编建立起来的，由县农会和区农会指挥。一九二七年春天，县委决定将各区的武装委集中到县里，加上县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合编为湖南工农义勇军第一纵队第四团队。
工农义勇军第一纵队队长是彭光，有一个副纵队长也姓彭。第四团队队长是苏先骏（后叛变），党代表是徐麒，参谋长是罗纳川，副官长是苏秉芬，李信同志任文书副官。团队以下是大队（相当于营）、中队（相当于连）、分队（相当于排）。编制是三三制。团队还直辖一个特务连，连长叫朱建盛。部队的装备是杂色步枪和很少几支短枪；服装为蓝色军服，连以上的军官和党代表都系武装带。各级军事指挥员都是党员，颇懂军事。
七月初，苏先骏从武汉回来，传达中央的决定，要我们部队同平江工农义勇军合编为贺龙同志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一个独立团，参加南昌起义。七月七日，部队和部分公开做党群工作的区级以上干部，在潘心元带领下，从浏阳出发，经古港，沿溪桥、达浒和平江的献钟等地，于十二日到达长寿街。
在此之前，我奉命代表浏阳工农义勇军到平江的虹桥，迎接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军，同他们一起到达长寿街。两支部队会合后，本应按照中央的决定合编为二十军独立团，但因苏先骏、余贲民争当团长，结果拖延了十多天，没有合编成。当时，南昌起义日期临近，两支部队的负责人决定暂时不合编，迅速行动前往南昌。
出发前，浏阳工农义勇军在长寿街作了整顿。苏先骏自封为团长，部队改成团、营、连建制，任命了干部。营长是汤采芝、张政芳、彭兰珍，连长有朱建盛、谭国斌、聂遇绿等，连党代表有寻淮洲、李运启、孔繁澍、孔繁沧、王俊民等。党支部也作了部分改组。潘心元仍然以县委书记的名义领导这个部队的党的工作，没有另设支书。我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
我们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从长寿街出发，经龙门厂、渣津、修水向南昌开拔。一路上虽然天气炎热，部队仍然是急行军。但到武宁时，南昌已由起义部队占领。起义总指挥部得知我们到了武宁，就由南昌给部队汇来两千元现洋。当我们到达离南昌只有三十里的涂家埠近郊时，已是八月五日。
此时得知起义部队已经撤离南昌。我们准备绕道安义、奉新，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与二十军会合。八月八日到达奉新后，才知道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了，因无法同他们联系，便来到高安。
由于脱离了上级党的领导，对部队的今后去向和今后如何进行斗争也拿不定主意，大家都很苦闷、焦虑。部队连日长途行军，不但疲劳，而且思想混乱。于是决定在高安休整几天。团的几个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利用休整机会，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到会的有潘心元、徐麒、彭商仁、张启龙和苏先骏等十来个人。
会上你一言、我一语，思想统一不起来，对部队今后的行动讨论不出结果。大家对苏先骏意见很大，指出他有军阀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独断专行，不尊重党，不能听取不同意见，还批评了他和余贲民争当团长和自封团长的问题。苏先骏不接受，而且还用不干来要挟大家。
大家批评了他一顿。最后，潘心元同志提出去找湖南省委请示，到会同志同意，并派李信、邓华松两同志跟他前往，部队仍驻在高安休整。
不久，部队从高安到铜鼓去的途中，接到江西省委的指示，要我们到莲花厅（即莲花县）去。但未等部队去莲花厅，江西省委又派仝仁同志来传达指示，为了保存这支部队，要我们暂时接受朱培德的改编，条件是“受编不受调”。
经过谈判，朱培德同意了，部队被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我们就开到铜鼓驻扎下来，使部队有了个落脚的地方。后来，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也先后受编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驻修水境内。
为了找到上级党取得指示，我们到达铜鼓后，即决定派人联系和侦察敌情。除原先派出潘心元等同志外，又派出四路。第一路是宋任穷，负责去南昌找江西省委请示。当时宋任穷是团里的秘书。他完成了任务，带来江西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交给了毛泽东同志，信的内容不知道。
第二路是派到高安侦察情况的于定一等两同志。当时武昌警卫团就在高安。于定一化装成“叫化子”到部队去要饭，被警卫团的人留下当了文书，接触到部队的一些文件，才知道是武昌警卫团。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向团的领导说明了我们部队的情况。警卫团领导很高兴，决定把部队由高安开进修水境内。
第三路是刘建中和周克民，他们的任务是到安源侦察敌情。第四路是慕容楚强，任务是到安源方向去寻找毛泽东和潘心元的下落，找不到就去浏阳县城了解敌情，布置内应。
由于潘心元在长沙熟人较多，不便活动，就留在安源，派李信和邓华松同志去长沙找省委。不几天，毛泽东同志参加完“八七”会议后来到安源。潘心元经过安源市委介绍，与毛泽东见了面。
以后潘心元又和派来侦察敌情的刘建中和周克民碰上了。刘建中把他俩来安源的任务以及部队的情况向潘心元作了汇报，潘心元高兴地说：“毛泽东同志正在部署秋收起义，正准备去你们那里，真是好极了。”随后，他带两人去见了毛泽东，并决定由他俩带路，领毛泽东和潘心元去铜鼓找部队。
一路上，刘建中和周克民化装成小贩走在前面，毛泽东和潘心元跟在后面，拉开一段距离。刘建中和周克民过了浏阳和万载交界的黄坳以后，就不见毛泽东和潘心元，估计出了问题，赶忙跑回铜鼓报告。
大家听后十分着急，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一夜谁也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们决定派人四处寻找，突然一个门卫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泽东”三个大字，大家的高兴劲就别提了，三步并做两步跑出去迎接，大家簇拥着毛泽东上了二楼，他向大家讲了他被扣和脱险的经过。
原来，毛泽东和潘心元在黄坳遇上了张家坊挨户团的几个团丁，团丁看他们不是农民打扮，一问，口音也不对，就把他们扣住押往张家坊的团防局。路上，毛泽东对团丁做了一些工作。走到一处杂草丛生的斜坡地时，便找机会掏出了几十块银圆往地上一撒，团丁们争着去抢钱，他俩乘机分两路逃走了。
毛泽东躺在附近一条水沟里，用草遮着身体，团丁才没发现。随后，他从水沟里出来，碰到一个农民。他向农民打招呼、叙家常，那位农民把他带到家中，吃了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亲自送他上了通往铜鼓县城的路才回去。毛泽东同志的到来，使干部战士都感到有了希望。
毛泽东来铜鼓是九月初，具体哪一天记不起来了。他到达铜鼓后，了解了我们团的情况，当天下午就向团负责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说明了要举行秋收起义，建立政权。同时还具体讲了湖南省委会议和安源会议关于成立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以及建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起义部署等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连忙了几天，开了几个会议，部署了起义行动计划。根据长沙会议和安源会议的决定，将三个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第一、第三两个团。任命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苏先骏为第三团团长。还决定从警卫团调一个营充实第三团，营长是伍中豪。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为第一团、第二团，毛泽东同志在安源时已编就。过去，几支队伍没有统一指挥，这次解决了这个问题。
伍中豪带警卫团一个营来三团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他们来后，编为第三营。我们原来的三个营合并为两个营，其中一营营长是汤采芝、二营营长是张子清，团党代表是徐麒。中秋节晚上，全团排以上干部在铜鼓城会餐，毛泽东同志参加并讲了话。
想把“古田会议”这事搞清楚，首先应当从年的“八月失败”讲起。
年5月，一个名叫杜修经的年轻人受中共湖南省委的委派，来到刚刚创立不久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的使命主要是了解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以便省委依照了解到的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制定下一步斗争的策略。
20岁的杜修经在导师、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的陪同下，情绪异常振奋地考察了红军官兵的生活、学习和战斗情况，走访了根据地的被服厂、医院等部门。
回到省委后，这位年轻的巡视员迅速拿出了一份内容丰富但是又明显过于乐观的报告，在令当时的湖南省委激动之余，也使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以为那里有两万人马一万枪，甚至以为不要红军主力，只靠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井冈山即可保存。
于是，头脑严重发热的湖南省委很快就做出了一个“进军湘南，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武装割据”的极具冒险精神的决策。
面对省委的错误决策，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导师，相当清醒。
年7月4日，导师在他起草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冈)、永(新)、莲(花)往湘南”。
在谈到红四军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导师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充满冒险主义的遗毒”，此时把队伍拉出去作战是极为不利的。
然而就在此时，湘军吴尚的第八军参与会剿井冈山，兵锋直指宁冈。
为了摆脱危局，导师亲率三十一团留守永新保卫井冈山，朱德、陈毅则率领军部和主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出击酃县、茶陵，意图迫使湘军回援。
然而，当朱德、陈毅率领的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迅速攻克酃县，并在迫使湘军回援后准备回师井冈山之际，由于酃县当地已临近湘南地区，主要成分为宜章农军的二十九团，产生了浓厚的地方主义情绪，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动摇！
在二十九团党代表的龚楚的不断怂恿与倡导下，又一次提出了“进军湘南”的作战方案。
由于此时红四军政治工作的薄弱，面对战略决策的临阵突变，朱德、陈毅虽力图制止，但却无法扭转这种明显违反军队纪律的现象的蔓延之势。
比如当时陈毅曾经提出，是否进军湘南应先由巡视员杜修经报告特委和导师后，再做最后之决定。
但是，当杜修经准备赶回井冈山时，龚楚竟然对杜修经说：“你去吧，我们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也走了!”
通过此事，足见当时红军内部自行其是的自由主义风气，已发展到何种程度。
就这样，这支红军的主力部队不顾导师来信的劝阻，于年7月24日进军湘南，直取郴州。
由于郴州守军范石生曾在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期间，进行过相当慷慨的帮助，所以朱德当时并不主张袭击郴州。
但是在部队组织性、纪律性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他却竟然没有铁腕办法对这一行动进行阻止和改变。
朱德晚年回忆此事时就曾明确说过：“在郴州的范石生部队，我不想去袭击。有人批评我是讲“个人交情”，实际是他与红军的确有交情。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么浓厚，也是没有办法的。”
更加严重的是，二十九团的宜章籍战士进了郴州就想打回宜章。他们先是抑制不住的大发“洋财”，面对范石生部队留下的大量物资、银元，他们是连抢带夺。
后来成长为共和国上将的杨得志当时还是一名班长，主要负责在军用仓库门前站岗，但是面对“抢仓库”的官兵，他也只能徒唤奈何。
其后，在范石生部队展开反扑，复夺郴州的危急时刻，他们又成连成排的向自己的家乡奔去，完全失去了革命军队、革命军人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最终只能是彻底走向溃败与死亡。
就在这段最艰难时期，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袁崇全叛变事件”。无耻人渣叛徒袁崇全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营营长。
郴州作战期间，这位袁营长就曾因坐视一线警戒部队被困而不顾，而险些被陈毅下令枪毙，只是由于朱德的保护，才只将他改任副职了事。事后，袁找到朱德并向他表示悔过，骗取了朱德的信任。
年8月，袁崇全作为先遣部队的负责人继续统率二营向沙田地区进发。数日后，袁突然派人送信回来表示：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从此彻底走上了叛徒的道路。
更加令人痛惜的是，红军的优秀将领、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在连夜追击袁崇全，并试图将出走的部队劝回来的时候，竟遭了叛徒袁崇全的毒手，当场牺牲。
晚年的军神粟裕大将回忆此事，还曾无限叹惋的表示：
“他的牺牲，是一个大的损失。这次事件说明对于旧军官的改造比对士兵的教育、改造要复杂、艰巨。”
以上内容可参阅《陈毅传》第74-80页，当代
中国出版社年8月1版以及《粟裕回忆录》的相关章节。
这就是红军早期战史中教训极为深刻的“八月失败”。
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不得不感叹导师极富预见性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的取得，无疑是建立在导师对战局整体发展态势，以及红军内部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基础上的。
诚如造成“八月失败”的主要责任人杜修经在失败后的反思中所言：
“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毛泽东)，不知怎的，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
上任几天，刘安恭对导师抵制中央分散部队流动游击和让朱毛离开部队一事，简单地用“执行”与“非执行”来判断是非，他称：“军队现在有两派人，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二月来信”引发了波及全军的争论，朱德和导师自然便成了两派的代表人物。
围绕中央“二月来信”，红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毛泽东与军长朱德对执行中央“二月来信”产生了意见分歧，刘安恭和朱德与导师就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的任务、红军要不要分散等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
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时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的，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主义之争，导师从来认为争论是好事，真理从来都是不辩不明，在原则问题上，一时不清楚，一时不统一，只有实践摸索，只有互相争辨，才能水落石出。导师毫不退让。
性命攸关，导师也决不能让。为解决争论，红四军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代理前委书记陈毅怕两人争论伤了和气，影响团结，为调和朱毛之争，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批朱有“旧军官”思想，不重思想工作，批毛有个人英雄主义、家长制，批评了“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给予毛泽东同志严重警告，给予朱德同志书面警告”。
导师又坚决反对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会议改组前委，陈毅担任前委，这是一次近乎夺权的会议，以前都是上级撤消毛的职务，现在是由下而上夺权。这也是唯一的一次。陈毅两次代替导师任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
后来陈毅说：“我挂帅，失败了，挂帅是不容易的。”“七大”没有解决一些争论问题，七大后，导师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去闽西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时养病，导师在闽西山沟调查研究，思考、完善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工农红军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在闽西成就了他光辉人生的又一个里程碑。
后敌人发动“三省会剿”，叫嚣一星期解决闽西根据地，朱陈去毛泽东住地问计，毛授之“牛篦政策”，陈毅又请毛回来任前委，毛称七大的做法不能同意，不能随便回去。由于导师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随后陈毅去上海找中央汇报，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汇报材料，并请示中央解决七大争议。
留下朱德与刘安恭指挥军队，红四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日益暴露。朱刘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刘安恭牺牲，部队损失惨重。议论又起，军心涣散，几近散架。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朱德为解决问题统一思想，召开红四军八大，想以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但八大只是在无组织状态下又吵了三天，毫无结果。问题日益严重，军队涣散，此时朱德与一些同志终于从实践中认识到导师政治建军思想的可贵，认识到红四军离不开导师的领导，会议期间，与一些党代表联名写信请导师回来。
导师此时病重，情绪不佳，负气不回，复信称不打倒“陈毅主义”不回来，后又觉得用词不太恰当，于重病中让人抬来参加八大，没有赶到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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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朱毛之争片段
年那时斗争很激烈，大家觉得第28团与第31团很难再合在一起了，提出由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各干各的。
加上刚到罗福嶂，生活困苦，多人的部队在给养、宿营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
另外，据前来协助的寻乌二十一纵队党代表古柏报告，二十一纵队的侦察兵发现项山的周边地区集结了很多国民党部队。
在这种形势下，红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
部队把原来的团改编为两个纵队：
一纵队由第28团3个营和特务营（共4个营）合编，辖一、二、三支队（营）和原特务营与独立营改编的四支队，
党代表由原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担任，纵队长为原28团团长林彪，军长朱德随一纵队行动；
三纵队由第31团（实际为2个营）组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前委书记、军党代表毛泽东随三纵队行动。
从战斗力和作战经验来说，28团强于31团，从军事指挥来说，“朱、林配”也远强于“毛、伍配”。
可这些在当时是无法改变的，即不可能朱德随三纵队，而导师随一纵队的。
仅从部队人员、武器数量来看，28团原本就辖
三个4连制营，
而31团却实际只有
两个3连制的营。
在当时，若将28团某营调配给31团不太可能。
但是，若将特务营配属三纵队，难度虽有，不是不可。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导师看到混乱至此，非常着急和生气！
部队改编是为分兵做准备的，而导师坚决反对分兵。
于是必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根据几个月前年11月6日中央指示，导师身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还负责统一领导红四军军委与湘赣边界特委。
3日傍晚，导师看出队伍一败再败后的严重问题，果断提出，趁敌人进攻罗福嶂之前，紧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下次我们要去完成柏露会议到东固会师那一段，我们必然要到仙师宫，因为那里举行过史称“罗福嶂会议”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当时前委机关就设在导师的住处仙师宫。
仙师宫是全村建筑的制高点，僻静的同时与村中的芹菜塘、石乾项、墩背等处的交通又很便利，视野开阔，便于警戒。
仙师宫始建于清朝，因传有神仙降临，当地百姓出资兴建的一栋庙宇，这庙宇在村中单个建筑来讲，是最宽敞的了，自古以来村里就在这里办小学，直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仙师宫一进上下两厅，带左右偏厅，庙宇四角各有一间厢房。上厅正中并塑有仙祖神明像。
前委扩大会议由连长以上干部参加，也只有这里才容纳得下这么多人开会。
2月4日，正是农历己巳蛇年（导师本命年）的立春，罗福嶂群众都杀年猪宰山羊敲劳红军，全村上下一派节日的气氛。
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就在导师住处仙师宫召开，气氛却一直很紧张。
居住在仙师宫坎下，小地名叫简下屋场的刘六妹喊上夫家的堂妹潘玉梅，主动给红军帮忙砻谷。
解放后，刘六妹对来调查的县公安局干部说：“那个会呀，足足开了一天，到天断黑也还在开呢！”
会议由导师主持。
坐上厅的人有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蔡协民、粟裕、萧克、谭震林、江华、朱云卿、宋裕和、田桂祥、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冯文彬等。
寻乌红军党代表古柏列席会议，也安排在上厅就坐。下厅及左右偏厅都坐满了人。
大会一开始，导师给大家回忆了年5月20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导师说：
现在我们虽然离开了湘赣边来到了闽粤赣边，但是，会议制定的“党的统一领导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现在一样适用。
特委制定的各项正确的政策也一样适用。
比如“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
比如“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取攻势”；
再比如“集中红军相机还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导师强调说：“只有整个红军主力在一起行动，才不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我坚决反对分兵！”
导师接着说：“今天的会议，大家主要讨论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问题。”
导师心里门清，这种离崩盘不远的最险恶局面下，必须主动控制会议局面和议程，所以一开始就坚决压下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
于是正式开会一开始，导师不讨论分兵问题的强硬态度，自然就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于是，朱德不可避免也要与导师发生激烈争论。
朱老总生性温和、淡泊名利，但对导师提出讨论军委的设置问题，对于一个军事长官来说，也不可避免有了情绪。
朱老总提醒大家说：
红四军的军事委员会（即军委）的组织，是根据中央年6月的指示（即“六月来信”）建立的，虽然隶属于前委领导，但是设置这样的问题应该去中央讨论！
接着，朱老总讲：
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朱德主张放弃井冈山，到赣南打游击，导师总是批评这个是“游击主义”，现在曾高喊坚守根据地的，不是也主张到赣南打游击了吗？
导师诚恳地说：
井冈山时，他的确是被迫同意出击赣南的。出来后，他发现赣南的发展空间非常大，但依然反对“游击主义”。
在士气和信心极端低落的那时（比三湾改编时低多了）导师再三强调：
一，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新生的红军和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
二，坚决和敌人作斗争，造成新的政权，反对逃跑主义。
三，实行武装割据，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
导师希望通过对军队高层党员的教育，明确党员的使命，明确新型军队建设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意义。
可是会议讨论时，争论的焦点又七拐八拐绕回到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和分兵问题。
会议进入胶着状态……
当时，导师领导前委，朱德领导军委，要想不分兵，里面就有个“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问题，为了断掉部队分兵的念头，导师果断地下了决心。
最后，导师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导师兼任政治部主任！
导师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使朱德失去了决策权。
会议一下子雅雀无声。
导师既担任前委书记，又担任党代表，还兼任政治部主任，这对革命早期那个年代里，为民主为自由，为民族的解放，而投身共产主义的有些革命者来说，在其认知范围内，似乎很难接受！
因此，红四军党内有一些人认为导师大权独揽，有集权思想，这也为以后更激烈的“朱毛之争”埋下了“根”，直到古田会议前夕才真正解决。
撤销军委，从个人威望和感受上，受打击最大的人，当数朱德。
作为人中之龙的导师，那年那日那地，当然明白那时那刻，必须而不是应该做什么！
于是正值中午，到了午饭时间，导师就利用午休时间喊了朱德到村中间的棺材潭边谈心。
棺材潭在石悬下的瀑布下面，两面壁立，中有一石盘，流水方向石盘右侧的石壁下有一道水漕，水漕大小形状酷似一副棺材，潭深不可测。
这里异常静谧，浓荫蔽日！
“朱毛”两位真正的君子，在这里进行了一番近两个小时的交谈，“朱毛”的警卫员只能在山下（屋场名）屋坎下的田边瞭望。
而当时村里群众有到瀑布上方洗菜洗盆的，都亲眼看见了他们俩偶尔挥手，偶尔顿足，争吵得非常激烈，但瀑布水流声音太大，谁都没能听到他们具体讲了什么。
他们的谈话内容，至今仍是一个谜！（如同长征前导师总理那次彻夜密谈，以及晚年的导师与总理在长沙那次长时间的机密谈话）
又是天降喜讯，从棺材潭上来，人们看见“朱毛”俩人已是谈笑风生了。
在仙师宫等待他们开会的人见了，都松了一口气。
下午的会场气氛融洽了许多，朱德和导师在争论中都提出了正确的观点，都认为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等问题上又有不同意见，大家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罗福嶂会议”就是否设置红四军军委及由此而引起其它若干问题有过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在“前委”之下，还要不要设置“军委”，争论的性质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问题。
由于导师和朱德在这场争论中都发表了不同意见，故有所谓“朱毛之争”一说。
无论是“朱毛”还是红四军广大官兵，在这场争论中都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因时间伧促，会议还没有结束，没有作出决议，但当时红四军全体指战员（我喜欢这样的称谓，比用官兵这个词语强多了！）都能维护党和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因而这场争论是对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党领导军队方式的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探索。
我们从中可感悟导师、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人民军队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辛。
罗福嶂会议
在后来“古田会议”结出了硕果！
如果说，年嘉兴南湖红船上中国共产党的“形”随之而生，那么，真正找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创新之路，则是从井冈山到古田会议。如果说，年南昌城头人民军队的“形”随之而生，
那么，真正确立政治建军、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就是在文家市到井冈山，再井冈山到闽西古田。那2年多点的时间，点燃于井冈山的火种，一路传递到古田曙光小学，那星星之火，就在井冈山到古田的山坳中腾飞而起，从此激起中国革命的澎湃涛声。
然而，丰碑的矗立却走过了一段坎坷崎岖的漫长历程，集结成独属于年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后，在赣南闽西艰苦斗争的历程。这艰辛又坚定的历程和心诚，距今，刚刚正好90年！
古田，人民军队铸魂定型的圣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在此确立，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铁血军魂在此铸就。
回望90年前的那个冬季，中国正陷入“军阀重开战”的乱世危局，没有人注意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古田这个小山村召开的这次会议。更没有人会预见，这次会议将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以致影响未来世界的格局和进程。砥砺前行，才能更加看清这样的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古田会址原为“廖氏宗祠”，又名“万源祠”。年五月，红军第一次挺进闽西古田，改名为“曙光小学”。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采眉岭笔架山下。会址座东朝西。始建于年的单层歇山四合院式砖木结构宗祠建筑。祠堂由前后厅和左右厢房组成，建筑面积平方米。后改为和声小学校址。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闽西山区上杭县小镇古田，一个开启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地方。
在这里，留下了导师、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事伟大革命实践的深深印记。
年12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党代会，会议通过了导师起草的决议案，首次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纲领与原则。这次会议让这座原本不起眼的小镇，一跃成为中国革命的红色圣地。
时隔85年后的金秋，班长带领全体中央军委委员一起瞻仰古田会议会址，并在此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被称为“新古田会议”。
梳理清楚红军这新式军队的历史脉络和极为艰辛的铸炼过程，对真正用心去深刻理解当代军改的重大意义，非常有益！
仰望古田这块“红色圣地”
寻找当代中国军人和红色创业的政治责任
这责任就是延续历久弥坚的红色基因
树有根，河有源，人民军队有血脉。
人无血脉则不存，军无血脉则不立。红色血脉流淌于军队肌体，精神高地一定蕴含崇高信仰，也激励着我们阔步前行。
深刻理解红色血脉的丰富内涵，赓续人民军队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也是创业者必须拥有的自强基因。
“古田会议会址”位于古田镇溪背村，原系廖氏宗祠，建于清道光28年，为四合院式建筑，有庭院、前后两厅和左右两厢房，建筑面积平方米。
年，古田第一所小学——“和声小学”在此建立，年红四军进驻古田后把和声小学改名为曙光小学。
年12月28日至29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红四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这里胜利召开，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确立了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的指导思想和
党指挥枪的原则，
是建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再好的战略，执行力、原则性、灵活性结合不好
也是身在宝城空手回，望洋兴叹徒唤奈何！
这说明，从三湾改编水口入党经过朱毛之争
直到土田会议后，人民军队的核心竞争力
非国民党那种阿猫阿狗的军阀部队能比较的
思想入党政治建军后的人民子弟兵
打仗依靠的是一个整体和一个系统
是远远超越几千年旧军队的超高维武装
只待经过时间和败仗等曲折磨砺后
才能体现出高维打低维的那种碾压性优势！
七、继往开来：以山东寿光为例
从南昌城头雄狮怒吼，到井冈山头众志成城；
从大渡河的惊涛激浪，到太行山的巍巍青松；
从三大战役的横扫千军如卷席，到百万雄师过大江驰骋全中国。
这只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一共诞生了名开国将帅。
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大授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军衔等级为6等19级，从元帅到将军，从将军到士兵，授予军衔，佩戴勋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自此开始。
从5年到年间，授予将军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统称为“开国将军”。
其中，原籍省份人数较多的前10位，我们称之为“十大将军省”；原籍县份人数较多的前10位，我们称之为“十大将军县”。
第一大“将军省”是江西，导师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成立的江西赣南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不管是按照当年的行政区划，还是如今的行政区域来看，包括了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四个省，总共86个县（市、区）的庞大革命根据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数江西儿女积极投身革命，全身有名有姓的烈士高达25万人，无名烈士更是难以计数。
新中国成立后，原籍江西的开国将军共计人，名列全国第一。
走出了萧华、陈奇涵、赖传珠3位开国上将；梁兴初、吴克华、王恩茂等38位开国中将；谢振华、曾克林、丁盛等位开国少将。
第二大“将军省”是湖北。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腹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了一度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原籍湖北省的开国将军（帅）共有人，涌现出了一位开国元帅林彪；徐海东、王树声2位开国大将；陈锡联、王平、韩先楚等14位开国上将；秦基伟、聂凤智、王近山等31位开国中将；王诚汉、谭友林、唐金龙等位开国少将。
第三大“将军省”是湖南。湖南是导师的家乡，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共有位开国将帅。
湖南省涌现出了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位开国元帅；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等6位开国大将；王震、萧克、杨得志等19位开国上将；张震、廖汉生、刘志坚等45位开国中将；段苏权、钟伟、裴周玉等位开国少将。
第四大“将军省”是安徽，原籍安徽的开国将军共计人，分别是洪学智、李克农2位开国上将；陶勇、徐立清、皮定均等12位开国中将；肖全夫、宋承志、查玉升等位开国少将。
第五大“将军省”是河南，原籍河南的开国将军共有人，从这里走出了许世友1位开国上将；郑维三、钱钧、李雪山等9位开国中将；苏进、曹思明、尤太忠等98位开国少将。
第六大“将军省”是四川（含重庆），共计99位开国将帅。
四川涌现出了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4位开国元帅，名列全国第一。
从这里还走出了1位开国大将罗瑞卿；张爱萍、陈伯钧、傅钟3位开国上将；毕占云、吴瑞林
第七大“将军省”是山东，从齐鲁大地上走出了89名开国将军，其中有孔庆德、刘兴元、孙继先3位开国中将；李耀文、陈锐霆、赵一萍、王文轩等86位开国少将。由于山东是抗日的主战场之一，所以这些开国将领多数是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也因此，山东籍的开国将领以少将为主。
第八大“将军省”是福建，从原籍福建走出来的开国将军有83人，分别是杨成武、叶飞、刘亚楼3位开国上将；郭化若、罗元发、傅连璋等9位开国中将；王集成、孙克骥、叶青山等71位开国少将。
第九大“将军省”是河北，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共诞生了80位开国将军，分别是孙毅、韩振纪2位开国中将；王蕴瑞、刘永源、王猛等78位开国少将。
第十大“将军省”是陕西，三秦大地共孕育了63名开国将军，分别是李达、张宗逊、阎红彦3位开国上将；孔从洲、张达志、阎揆等5位开国中将；贺晋年、张松平、王扶之等55位开国少将。
新中国10大“将军县”分别是：
湖北红安，61人。有开国上将王建安、陈锡联等6人；开国中将王近山、秦基伟等11人；开国少将马全忠、王诚汉等44人。
安徽金寨，59人。有上将洪学智1人；中将皮定均、曾绍山等8人；少将丁世方、卜万科等50人。
江西兴国，54人。有上将肖华、陈奇涵2人；中将朱明、邱会作等5人；少将马泽迎、王屏等47人。
湖南平江，52人。有上将苏振华、傅秋涛等3人；中将方强、方正平等11人；少将欧阳文、方正等38人。
江西吉安，46人。被誉为“赣水那边红一角”，有中将余秋里、李作鹏、梁兴初等13人；少将王力生、王茂全、胡云生等33人。
江西永新，41人。导师曾说“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有中将王恩茂等4人；少将马辉、王学清等37人。
河南新县，40人。有上将许世友1人；中将吴先恩、张池明、范朝利、郑维山4人；少将王大华、王才贵等35人。
湖北大悟，36人。有大将徐海东1人；中将周志坚、聂凤智、程世才3人；少将方毅、邓少东等32人。
安徽六安，34人。有中将梁从学1人；少将王海清、王德贵等33人。
湖南浏阳，30人。有上将王震、李志民、杨勇、宋任穷、唐亮5人；中将孔石泉、汤平、张藩、张翼翔、饶子健5人；少将石敬平、刘子奇等20人。
从地理划分上看，我国南北方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这样河南省大多数地方都在秦岭--淮河以北。
但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行政区划“犬牙交错”，充满内涵非常丰富的政治治国理念，特别是河南的南阳、信阳一带，位置很奇特，位于秦岭以南。
而从文化上讲，河南属于南方和北方交融的地带，所以河南又被称之为中原，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国的文化和地理中心。
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南方八省红军游击战争”的记述，这里面的“南方八省”包括：
福建、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浙江、江西、广东八省。
也就是说，从我国红色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河南在这里属于南方省份。
那么，我国的“十大将军省”里面，只有山东、河北和陕西属于北方省份。
这样，我国的“十大将军县”里面，全部都是南方省份，北方省份无一上榜。
那么，北方省份里面的第一“将军县”是谁呢？
让我来告诉你吧，她就是山东省的寿光市。
寿光，地处山东半岛中北部，渤海莱州湾南畔，历史文化悠久，人杰地灵。
汉字鼻祖仓颉在这里创造了象形文字；世界上第一部农学巨著《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诞生于此；夙沙氏在此开创了“煮海为盐”的先河。因此，寿光被称为是文圣、农圣、盐圣“三圣”故里。
寿光近年来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金融生态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奖”、“全国文明城市”等荣誉称号和奖项。
文章前面谈到过，新中国一共诞生了名开国将帅，其中第七大“将军省”的山东有89位，潍坊市共计13位，而寿光一个县（市）就走出了8位开国将军，占了山东全省的9%，占了潍坊市的61.54%。
这8名寿光籍的开国将军，都是诞生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赢得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之后又投身于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从祖国最北部的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最南端的“天涯海角”海南岛，为建立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他们分别是：
5年授衔的共和国少将王文介、王文轩、赵一萍；
年授衔的共和国少将马冠三、朱春和、张钧；
年授衔的共和国少将王道全、王淮相。
王文介（-），寿光台头镇南洋头人，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动员青年学生和农民举行抗日救国集会，成为农民运动和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
年，王文介经褚景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部书记，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秋，王文介任中共寿光县第六区区委组织委员，负责发展党的组织。
年马保三领导的渤海大平原第一支抗日起义队伍--“八支队”成立后，王文介任三中队指导员。4月，八支队与潍北武装起义的七支队会师，王文介率领三中队参加了袭击昌邑城北敌人据点柳疃镇的战斗，消灭日伪军一部。
随后，八支队挥师胶东，王文介率部参加了收编原龙口公安局和海关的武装，解放了黄县城。八支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他改任第五大队政委。
年7月，八支队奉省委命令，从胶东返回西征鲁中、清河一带，在掖县北部进行整编，改为三个区队，王文介任一区队五大队教导员。
部队回到清河后，王文介率部参加了焦家桥战斗，恢复了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并在长山、临淄等地打击日伪军。
年3月，八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王文介担任了1团1营教导员。5月，部队精简整编。他改任1营1连指导员，7月，他调任支队特务营政委。
年9月，罗荣桓率领八路军师师部进入山东沂蒙山区，王文介所在的第一支队编为八路军师第一旅，他任三团政委，率团参加了鲁中反“扫荡”和反顽战斗。
年2月，王文介调任4旅11团政委，战斗在新泰、蒙阴地区。在远离上级只能靠电台联系的情况下，他不仅率部反对顽军第12师摩擦侵占，还不断打击日军的“蚕食”进攻。
年12月，王文介入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半年后转入中央党校学习。年学习结业后，留延安中央党校任六部秘书，不久担任组教科科长。
年，王文介被选为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解放战争开始后，王文介任华东局党校党委副书记。
年2月，华东野战军成立后，王文介调第3纵队政治部任组织部长。
年2月，王文介任第3野战军第7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长，随军先后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建国后，王文介历任华东军区炮兵第3师政委，高级炮兵学校副政委、政委，西安高级炮兵学校政委，军委第2炮兵副政委兼第2炮兵技术学院政委等。
5年9月，王文介被授予少将军衔。
7年6月，王文介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王文轩（--），原名王传武，曾用名王试航，寿光孙集镇丰顺王村人。
他少年时期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求学，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乡师党支部委员，中共济南市委委员、宣传部长，中共寿光县支部书记。
年底，王文轩在家乡寿光牛头镇参加了马保三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先后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中队长兼政治指导员，鲁东游击队指挥部大队政委、营教导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团政委、师教1旅第1团政委、鲁中军区第1团政委、鲁中军区党校副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王文轩历任山东军区第3师政治部主任、鲁中军区第2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兼任中共沂蒙地委副书记、华东野战军8纵22师政委、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
0年起，王文轩参加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筹建工作，先后担任总干部军衔处处长、特种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
5年，王文轩被授予少将军衔。
8年，王文轩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第七机械工业部监察组组长。
年12月至年9月。王文轩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赵一萍（--），原名原名马兰馨，又名马香圃、马秀生，寿光牛头镇人。
赵一萍八岁在本村上私塾，后来到济南正谊中学上初中，毕业后又上了英语专科，年回到家乡在本村小学教书，由寿光早期党员张玉山、马保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赵一萍担任寿光县少共分区委书记，后任少共县委书记，是中共寿光县县委委员。年，任少共青州地委委员。
年7月，寿光县党组织遭到破坏，赵一萍等5人被通缉，在省委的安排下，他到了济南鲁丰纱厂，领导工人运动。
年冬，国民党在济南制造白色恐怖，赵一萍再一次奉命撤离，到蓬莱县西北罗家村的共产党员马芝处隐蔽，一边教书，一边做党的秘密工作。
年七七事变后，蓬莱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共同在马格庄小学建立了战地服务团，赵一萍参加了这个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年冬，赵一萍等人冲破国民党蓬莱县长的重重阻挠，带领同志们转移到栖霞县香夼组建抗日武装，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3军2路1大队，他任大队长。
年，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改编为山东抗日游击队第5支队，赵一萍任61团团长，后任第5支队参谋长。
年，山东纵队第5支队改编为山东军区第5旅，他仍任参谋长。期间，他先后参与与组织指挥了大青阳、郭家店等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年，赵一萍任胶东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率领部队独立坚持在大泽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当年冬天，日军出动万人大扫荡，赵一萍带领的两个连被敌人包围，他指挥干部战士英勇拼杀，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了一天，晚上带领一个排成功地突围脱险。
年5月，赵一萍受组织指派赴延安，进入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一萍出任山东滨海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年8月，国民党重兵进攻山东，滨海军区主力部队准备南进，军区机关随即撤销，他改任鲁南军区参谋长。
年8月，鲁南军区与鲁中军区合并，他继续任参谋长。期间，他参加了解放峄县、枣庄战斗和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
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后，他调任徐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同年5月，任第32军司令部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解放青岛的战斗。后来32军南下，他因公致残，留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兼青岛警备区司令员。
全国解放后，赵一萍调到海军工作，历任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海军工程部长、海军副参谋长等，为新中国的海军国防工程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5年9月，赵一萍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马冠三（--），寿光牛头镇四分村人，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马冠三先后任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副区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司令部参谋、第一支队一团副团长、支队司令部列科科长、八路军师教导第一旅作战科科长、鲁南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马冠三担任山东野战军第8师司令部参谋主任，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纵队副参谋长，第3野战军22军64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冠三任军参谋长，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海军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第二海军学校副校长。
5年，马冠三参加一江山岛战役，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对国民党据守的浙江东部一江山岛进行进攻，胜利的解放了一江山岛。
5年，马冠三被授予大校军衔，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年7月，马冠三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朱春和（--7），寿光王高镇巨家庄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宣传队。
年考入山东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学校读书，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秋，朱春和任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多次返回寿光，帮助恢复和健全地下党组织。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朱春和到山东乡村建设乡农学校训练班学习。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成立后，他帮助筹粮筹款，进行扩军工作。
年4月，朱春和加入八支队，任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兼民运队队长。
年3月，朱春和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年7月，朱春和在支队党的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七大。因大会延期，他进入军政学院学习。
年4月，朱春和到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参加整风运动。
年4月至6月，朱春和作为山东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抗战胜利后，朱春和回到山东工作。年1月任渤海军区基干团副政治委员、特务团政治委员，后任德州军管会秘书长、渤海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年，朱春和任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渤海军区第四分区政治部主任。
年，朱春和任华东军区渤海军区垦利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次年任垦利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朱春和率部参加了解放鲁北重镇德州的歼灭战、恩县战斗、天津南站战斗、胶济线战斗、济南战役等，受到华东军区的通报表扬。
建国后，朱春和任华东防空军兼上海市防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校政治委员兼华东军区工兵指挥部政治委员。
5年，朱春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员，同年10月至年4月，任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治委员，年6月至7月任党委常委，同年7月至年4月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年至年任南京军区工程兵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年7月至年2月，兼任南京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
年，朱春和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张钧（--），寿光侯镇北仉村人。
年，张钧考入济南齐光中学，在那里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赵健民、景晓村、王文轩、朱春和等。
年，他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被押送回原籍，后经保释出狱。
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张钧奔赴太原，加入了薄一波领导的太原国民师范民训六队训练。
七七事变爆发后，民训队的学员在8月1日志愿改编成山西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张钧在总一队一中队。同年10月，张钧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担任了决死队一总队二大队政治工作员、一大队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教导员。
年春，为反抗日军九路围攻，张钧率领一大队的三个中队夜袭日军据点王河镇，击毙日军多人，取得重大胜利。张钧作为年轻指挥员，受到部队领导高度赞扬。几十年后，薄一波还提起在王河镇战役中，那个山东大汉张钧打得不错。
年初，决死队一总队改编为1纵队38团，张钧任1营教导员，6月任一纵队教导大队教导员。同年冬，调任42团2营任教导员。
年秋，张钧率部队参加了粉碎日军对太岳区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的战斗。
年1月，他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深造。
年4月，他调任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科长。
年7月，张钧再入太岳区党委整风学校，参加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结束后，他被提拔为豫北济源独立团政委，担负了独立开辟豫北根据地的新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张钧在任4纵13旅39团政委期间，39团以一个团顶住了敌人两个旅的进攻，保证了主力部队全歼胡宗南所谓“天下第一旅”。
年12月，在吕梁战役中，39团在北盘底消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胡宗南61旅团1营。此战创造了一个团围歼了一个营的范例。陈赓司令员闻讯，立刻下令给予通报表扬，他几次讲，这次战斗打得漂亮，是完全、彻底、干净消灭敌人的典型战例。《吕梁日报》也刊登了《夜袭北盘山》的报道。
年8月，陈赓西路大军南渡黄河，39团奉命担任13旅渡河突击部队，配合主力部队占领南阳。此后，张钧奉命带领39团留下，开辟了豫西伏牛山革命根据地，一年间进行了50余次战斗，歼灭了反动武装20余股余人，肃清了南阳全区土匪，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所谓的“宛西模范区”。张钧领导参加组建起南阳军分区，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年夏，湘赣战役结束后，部队和地方需要大批文化教员和军政干部，13军决定办随营学校，时任13军39师政治部主任的张钧，调往随校任副政委。
在向两广、云南大进军中，边行军扩军，边抓紧培训。
张钧根据不同对象制定了“区别对待，因人施教”的培训方针，对部队干部着重提高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对新参军的青年学生着重培训和锻炼，对起义、头程、俘虏的旧军官着重改造思想、转变世界观的教育。
张钧的老首长陈赓大将在提到这段历史时说：“39团在频繁的战斗中，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教育、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各级党政干部，有的一直在部队，大部分复员转业到地方，这些人中，许多成为军、师级的领导干部。这些成绩，是和张钧同志个人的政治素质、才能以及严以治军的管理教育思想作风分不开的。”
0年10月，张钧调回13军39师任政委，兼任普洱军分区政治委员、普洱（后改为思茅，现在又改回普洱）地委书记。12月，张钧利用云南少数民族赴京观礼代表团胜利返回的机会，召开了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来自全区15个县的26个少数民族的头人、首领、酋长、代表及党政军领导共余人共聚一堂。与会代表在宁洱红场举行剽牛建碑仪式，共立“民族团结誓词”碑。
1年4月，张钧带领20名干部从普洱出发，每天行程30多公里，边调查研究边做群众工作，协同地方干部发动群众，展开大规模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及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师一年剿匪作战90多次，打退了国民党残敌的进犯。
2年底，拔掉了国民党残敌在滇南西盟山盘踞的最后一个据点，解放了西盟和阿佤山区。
6年6月，张钧调任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二政委，后又担任云南省军区副政委、昆明军区党委常委。
8年，张钧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政委，第二年升任政委。国防部五院是刚成立的研制导弹的机构，一分院是研制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核心部门，院长是钱学森。
年，研究防制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聂荣臻元帅称之为“我军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
年，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改为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张钧任党委书记，从这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独立研制的战略火箭一个接一个发射成功。
年，张钧分工协助宋任穷、郑天翔负责组织发射远程火箭的后勤科研保障工作。
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海域进行远程火箭的全程发射试验获得成功。
年5月，张钧担任航天工业部部长，直接领导完成潜地固体战略火箭和试验通信卫星的研制发射任务。同年10月，固体战略火箭由潜艇水下发射试验获得成功。
年4月8日，新型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年6月，张钧退居二线，此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
张钧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王淮相(--),寿光台头镇南台头人。
年9月，王淮相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家乡加入了马保三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历任政治宣传科干事、组织科干事、八支队特务连指导员。
年任山东纵队一团政治处组织股长、总支书记。
年任山东纵队一旅政治部组织干事。
年任山东纵队营教导员。
年4月任山东军区组织部副科长，8月任南满军区组织科长。
年任第五纵队组织部部长。
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师政治部主任。
0年，王淮相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副政委、师代政委。
2年任东北军区（后改沈阳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
7年任政治部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年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
年至年，任16军副政委、政委。
“文革”期间，王淮相历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吉林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吉林省军区政委、吉林省第一书记。
5年，王淮相被授予大校军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道全（--），寿光孙家集镇后王庄人。
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向南进犯，同年12月，在鲁东工委和寿光县委的领导下，举行了牛头镇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
在本村地下党员、八支队领导人之一的王文轩动员下，王道全参加了八路军八支队，被分配到一大队七中队任班长。
年4月，王道全参加了袭击昌邑城北的敌人据点柳疃镇，毙伤日伪军一部。后随马保三领导的八支队东进胶东、西征鲁中，参加了几十场对日本侵略者和土顽的战斗。
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王道全改任山东纵队一支队三团地方训练队队长，担任训练民兵骨干的任务。
年3月，他由王文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1月，王道全任一支队后方一连指导员，后改任营长。
年，他调到山东抗大一分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学习结业后，留校任三队队长。
年3月，抗大一分校改为山东军区教导团，他担任二大队大队长。
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王道全奉命带领两个中队和警卫连配合主力部队参加解放临沂的战斗。
抗战胜利后，王道全奉命进军东北。
年1月，他调到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通化支队任3团副团长；2月，他带队攻打了国民党安图县公安队，全歼了国民党公安军6个中队；4月，他升任5团团长。
年的夏、秋、冬季攻势中，5团攻打沈阳至本溪间歪头山，全歼守军一个加强连，俘虏敌营长以下余人。他又率领5团攻打了沈阳至吉林间“二合拉”车站，炸毁敌火车一列，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俘虏敌人余人。
年底，他率领5团参加了保卫临江的战役。
在辽沈战役中，王道全率领5团阻击沈阳之敌援锦部队，在赵家窝棚全歼敌人一个搜索营；在辽西会战中，插入敌后毙俘敌0多人。
东北全境解放后，王道全率领5团跟随主力入关。
年1月，全军统一编制及部队番号，王道全任42军师副师长，参加了平津战役。后42军南下，途径河南，解放安阳，接着奉命去豫西伏牛山区执行剿匪任务。
0年11月，王道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42军师副师长，第二年5月任师长，参加了5次战役。
在第一、二次战役中，师担任突破宁远清川江的战斗任务；第三次战役，师担任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任务；第四次战役，参加了防御作战解放潢川，保卫铁原战斗；第五次战役担任阻击任务，攻克.8高地，歼灭美军守军。
2年回国后，王道全继续担任师师长。
5年9月，王道全被授予大校军衔，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同年10月，他任42军副军长。
年，王道全晋升为少将军衔，同年5月改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
年王道全任41军军长，第二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从这8名寿光籍的开国将军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血性勇武；看到了他们“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看到了他们“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情怀；看到了他们“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骨气；看到了他们“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壮志。
何其有幸，我们生长在这样的和平国度！
何其有幸，今生能够成为世界羡慕的华夏儿女！
是用毛泽东思想铸造中国军人，是千百名开国将帅们延续的军魂，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的负重前行，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岁月美好。
让我们用一颗敬仰、纯粹的感恩之心，向伟大的开国将军们致敬！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总结
文宣的创新，就是要解决育人的根本问题。
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常态工作和长期主义里都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布局！
那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呢？
关于为谁培养人，这个非常明确，为民育人、为国育才，民就是普通百姓，而不是少数权贵和资本，普罗大众人数众多，不可能每一位都参与日常管理，所以必须有先锋队来代行，这个先锋队就是我们的超级组织，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组织唯一使命，因此为民育人，也是为党育人，多元化的情况下，国是底层普通百姓加中间层再加少数强势群体的国，主体仍然是普通百姓，但我们不会搞民粹和多数人暴政，所以为民育人在前，为国育才在后。
关于培养什么人，更明确，要坚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没有德，就没有一切，这就是要痛杀娱乐文传和金融圈里的不正之风，只有扼杀住邪风，改变庸俗下流的价值导向，才能树立起正气，培养出夏继成、沈青禾、顾耀东这样的四有青年群体，实现祖国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文宣和教育，只有走上述道路，才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宪法和中国道路，立志为中华复兴、为底层百姓谋福利而奋斗的有用人才。
如何培养人呢？
那就是要聚焦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上！
然后，以此来带动其他工作。
这里的创新就是通过红色文宣，实现无缝连接，将各方面各环节衔接起来，拓宽育人渠道，创新育人方法，调动全部教育资源和红色文宣工具，以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真抓实干的第一步，
就是先大幅提升党史国情教育的育人功能。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新时代里，坚持、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
首先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
之后才能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
只有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才能成功走向未来。
党史国情之于国家发展
党史国情教育之于立德树人
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深远意义。
党史是弥足珍贵的集体记忆；
红色文宣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党史载体，
是党史的窗口名片，是开展党史国情教育的最前沿阵地，
开展党史国情教育能以史铸魂，把各学校不同学科、专业、学段的青年人集中起来，与思政课内容和立德树人育人目标相协同，通过线上和现场的情景学习活动，进行融入式、浸润式、渗透式思政教育，将党为人民服务，党员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扎根于年青人心中，熏陶渐染成为青年一代头脑中的自悟和自觉。
我们有这样类似当年风起云涌去延安的青年
何愁美敌不破，复兴不成？
例如罗帅翻边战术
是活学话用并创新发展
导师军事思想和实践的典范
如果中国男子三大球也能这样
早就不是目前这丢人现眼的境地了
尤其竟然发展到了连累女子三大球
只要市场化就灵
这类反动迷幻剂早该抛弃
实际上但凡
需要规模化团结协作的体育项目
一旦过度商业化
必然侵蚀到举国体制的根本
这就不可能有好结果，因走了邪路
最典型的就是军队经商，这是大罪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
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年代
只要军队不是利出一孔，而去经商
战斗力一定是直线下坠甚至到崩溃
而和平年代，最像军队打仗的就是
足球这类大场地上需要11人协同的
人越多，组织管理难度就一定越大
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赛中，鲍珊菊/钟天使组成的中国队，以31秒逆转德国获得冠军！
赛后颁奖时，鲍珊菊、钟天使在领奖服上别上了毛主席像章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当年导师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时，早就告知天下，体育对国人的重要了！
建国后又提出：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小时候，每个学年的秋季运动会这个是标准口号
关键在后半句，他心中装着的就是普通百姓
年轻人有态度
再次证明了导师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这批年轻人真是争气
她们吃水不忘挖井人！
好孩子！突然很多人就哭了！
“你们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妇女能顶半边天！
小姐姐又红又专！
感动泪目了！
他回来了？！他从未离开！
这届青年觉悟高
公知骗不了她们了
新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继承者们
私者一时，公者千古！
其实导师就是代表着党！
我们心中永远的导师
会一路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年，青年时代的导师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著名主张。
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导师为中国第一个体育刊物题写了刊名《新体育》，并亲自决定让贺龙元帅分管体育，可见他对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视。
2年6月10日 导师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总的指导方针。
奥运会前去韶山是羽毛球队传统，一直在沿袭；还有网友说，8年林丹比赛服上也别着毛主席像章，大赛前去韶山确实是羽毛球队的传统，林丹在自传《直到世界尽头》里提过。
但是，我们欢迎，就意味着有人不欢迎。
普通百姓热爱导师，同时就意味着部分公知憎恨导师。
历来大奸似忠的群体，都是要两边都照顾，但主要还是讨好强势的那边，两抓两用的确是真理，但关键点就是所谓防那一边，这样就会让很多人没话说，而很多被洗脑的更是对这一群体印象超好到感恩的地步。
人世间只有导师这种作为革命原则性的化身的伟人，才能引起所谓的“评价两极化”。
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如果从人数而论，那么，一定是大多数人民无限热爱他；
只有一小拨人，外加一些被洗脑的糊涂人，明里暗里地反导师辱导师，恰如“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我们注意到，关于奥运健儿与毛主席像章，似乎那些所谓“主流”的媒体，并没有什么报道；
那个而渣浪，更是又恶心了人一回！
年轻人越来越肉眼可见地热爱导师，在最本质意义上，是什么呢？
是认清了真实世界里资本主义的积弊、坚定了中国社会主义自觉自信的表现。
如果有什么人，抱着八、九十年代的反动、老套、过气的剧本不放，非要在觉醒一代面前顽固坚持“非毛化”，那么，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什么呢？
目前全国有一位“90后”县政府“一把手”，为福建三明市清流县代县长莫彩华，出生于年9月，今年6月底任现职。
还有多位出生于年的县（区）政府“一把手”：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县长景博，年11月出生；甘肃民勤县代县长焦三牛，年7月出生；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区长邢凯，年7月出生；福建宁德柘荣县代县长宋振，年1月出生。
此外，今年7月24日，江西新余市委组织部发布任前公示，年9月生的新余市渝水区委常委谢淘，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府正职人选。
上述几人都为男性。
女性“85后”中，出生于年8月的陈丹，近日已任湖北蕲春县委副书记，提名为蕲春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出生于年1月的徐桢，近日已任湖南安乡县委副书记、县长提名人选。
至于80后—85前的，就太多，数不过来了！
但这些干部仍需要大风大浪的考验，未成熟之前，还需要子弟兵保驾护航！
所以导师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
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
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
●中共成功的密码在这里！
●自古英雄出少年革命热血洒满神州大地
●邓毛谢古打头阵，三落三起三夫人
●彭德怀自述——1、苦难的童少年时期
●五次大迁徙，终成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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